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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术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评论(0)|2014-05-26|发布:宁轼 |收藏

   本文摘自《民国的底气》,作者:落尘,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在陈寅恪的世界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治学的前提,而治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求生,学术是生命本身,是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是对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天意”、“真理”的领悟和阐释,而不能“有负如来”,就是不能有负真理大道。这是陈寅恪对自己的学术期许,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期许。
 
  1948年,时局再次变幻,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在其针对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中,陈寅恪随胡适同机飞抵南京,最后却应岭南大学校长、教育家陈序经的邀请留在了岭南大学,没有前去台湾傅斯年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后,曾多次致信陈寅恪邀其赴台,甚至要派专机来接。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索性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起登门造访,退而求其次,说如果陈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10万港币及新洋房,但陈寅恪不为所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保留着位子,直到1969年陈去世。。对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了祖国大陆,钱穆回忆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陈寅恪的这一选择,使他想要完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的毕生心愿没能实现,也将他已经饱尝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后二十年再次置于腥风血雨之中,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缘看到了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学者用生命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出的实践,看到了一个秉持信念的生命所具有的力量。
 
  陈寅恪在其1950年初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1953年11月,陈寅恪当年最喜爱的学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已经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汪�怀揣着两封信,兴冲冲地南下广州,此时的岭南大学已更名为中山大学。汪�随身携带的两封信,一封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所写,另一封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所写,汪�此行的目的是探望恩师,并劝说他北返,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像当年一样,汪�一抵达中山大学,就住进恩师家中,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但汪�和陈寅恪很快就谈崩了,激愤之下,陈寅恪甚至怒斥汪�:“你不是我的学生!”22日晨,由陈寅恪口述,妻子唐�执笔,写就了《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并说自己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并说汪�“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同时陈寅恪还提出了自己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要求汪�将自己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才公诸于世。即使在今天读来,陈寅恪这番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言辞依然振聋发聩,震撼人心。值得一提的是,汪�一直对恩师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他的治学方法也深深地打有陈寅恪的烙印,他后来关于唐太宗研究的文章中很多观点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比如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仍然批评唐太宗晚年“对忠臣诸多猜忌,喜听阿谀之词,骄傲自满之风日盛”,肯定魏征犯颜直谏的精神,但他没能逃出那个时代天真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性命运。1966年6月10日,汪�在家中服敌敌畏自杀身亡。
 
  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一直蛰居岭南。陈寅恪以前上课讲到会心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目盲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那时慕名前往拜访陈寅恪的显耀人物很多。虽然因为目盲得以回避很多事情,但对于时局,陈寅恪依然有着一个历史学家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周扬曾经回忆道:“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儿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陈寅恪晚年照片1961年夏天,陈寅恪阔别十年的挚友吴宓来访,吴宓在日记中记述道:“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吴宓在广州逗留五天,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分别时,陈寅恪写下《赠吴雨僧》:“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这的确是陈寅恪和吴宓的最后一次见面。1962年7月,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摔断右腿股骨,从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年卧床,两年多后吴宓才得知这一消息,他打算再次南下,帮助挚友“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但筹划三次均未能成行。晚年的陈寅恪遭受着目盲、膑足之苦,虽然有着“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的感叹,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煌煌85万言的《柳如是别传》,通过柳如是这样一个风尘中的奇女子,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其中融贯了陈寅恪对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陈晚年的助手黄萱说:“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虽然如此,陈寅恪一直存有的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却无法再实施了,他曾感伤地说:“我现在也有玄奘翻译大宝积经之感,觉得精疲力竭,精力已尽了。”
 
  1964年,陈寅恪将许多人都想一窥究竟而终不能如愿的晚年诗作,托付给性情刚直耿介的学生蒋天枢蒋天枢,字秉南,复旦大学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曾在清华师从陈寅恪、梁启超。1958年,校方开会,与会者为“大跃进”大唱赞歌,蒋天枢只说了句“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的话”便拂袖而去。“文革”期间,没知识的人整有学问的人,高等院校里于是盛行“考”教授。蒋天枢故意在考场上交白卷,并扔下一句:“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并为此写下《赠蒋秉南序》一文和三首七绝,其中一首云:“俗学阿时似楚咻楚咻,典出《孟子·滕文公下》,这里指众人喧嚷。,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河汾:隋末大儒王通在黄河、汾水之间设馆教学,来此求学者达一千余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都是他的门徒,这些人都是唐初的功臣,时称“河汾门下”。洛社:宋欧阳修、梅尧臣等在洛阳时组织的诗社。欧阳修《酬孙延仲龙图》诗云:“洛社当年盛莫加,洛阳耆老至今夸。”同邱貉,此恨绵绵此未休。”
 
  1966年7月,陈寅恪被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大字报由陈寅恪居住的楼外糊到了室内,甚至躺在床上的陈寅恪的衣服上也被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此景,妻子唐�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鸣。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查封,手稿被掠,唐�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高音喇叭被绑到陈寅恪的床头之上。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但他仍以自己一贯的风格和言辞,顽强地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清华的早年弟子刘节,当时代替老师出去被批斗。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他认为经年遭受病痛之苦、在抄家中心脏病发作的爱妻可能会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所以他预先写下了一副哀悼爱妻的《挽晓莹》:“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的妻子名唐�,又名唐晓莹,是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景崧别号南注生,甲午战争失败后领导过反割台运动,陈寅恪曾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在清华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对于儿子年近不惑,仍未婚娶极为不满,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一日同事与陈寅恪闲谈,偶尔提及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同事不知“南注生”是什么人,陈寅恪吃惊地说:“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于是登门造访。经过简单的交往和了解,不久,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通过媒妁之言,缔结了偕老之约。25年后,陈寅恪曾经有诗回忆这段奇缘:“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果剩一支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
 
  唐�体质羸弱,在大女儿出生时,她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身躯撑起家庭的重担。在陈寅恪失明后,唐�不仅要照顾陈的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信件,还承揽了家中所有来往书信的回复,并一度担任陈的助手,她的能诗善文、上佳书法在此得到了展示。
 
  1950年,因为唐氏家族在“土改”中受到冲击,唐�突然携带女儿去了香港一个多月,但在去与留的问题上,作为妻子的唐�最终还是选择尊重丈夫的抉择,回到了祖国大陆。
 
  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华初识的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陈寅恪一家的照片1969新年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自己生活了16年的家。同年5月5日,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少数至亲好友偷偷探望,陈寅恪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0月7日晨5时许,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唐�从容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并对人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撒手人寰。
 
  陈寅恪在1964年的《赠蒋秉南序》中,以简洁的文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和文化观: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唐代大家韩愈在《伯夷颂》中有云: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矣。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作者:1953年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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