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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的学术研究 彻底的科学精神


评论(0)|2015-04-09|发布:顾仁 |收藏

  “执着的学术研究,彻底的科学精神”。在2009年7月15日上午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任继愈先生追思会”上,哲学界、宗教学界人士对这位当代顶尖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的品德学识致以最高的敬意。

  
  □许抗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只说自己懂的话
  面对任继愈先生的过世,我想每一位学者都深表惋惜,对于任老的成就我不一一评述,但在我的印象里,他有几个第一,是不得不说的。
  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是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宗教的第一人;是中国哲学第一人,也是中国佛教第一人。任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有非常大的成就,他的研究打破了传统,促进大家思考。他对庄子的研究和考证,对儒家、儒教的考证都引起很大的轰动。
  他教导晚辈做学问时,不要急功近利,要踏实读书,读经典,重视注解。不能盲目地将不成熟的理论放到论文当中。正如任老自己所言:“我只说自己懂的话,对于吃不透的话,我不说,免得自己后悔。”
  
  □李中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学术、生活和政治上都非常有原则
  
  任先生是学术界的泰斗,他的辞世是学术界的损失。任先生一直给予北京大学哲学系很大的支持。他在哲学史、道教史和佛教史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他对中国学术的开创性贡献,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研究。《中国哲学史》即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哲学史的一部著作。
  任老常常鼓励青年人首先认真读书,不急于动笔写作。任先生当时不太同意我写玄学方面的著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任先生对学术的严肃认真。他在学术、生活和政治上都是一位非常有原则的学者。
  
  □魏常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多个学科建设方面有重要贡献
  
  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有重要贡献。
  任老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在文化书院的筹备会上的讲话,他说,要像办抗大那样办文化书院,也要办成抗大那样有影响的书院;书院要富有开放性;要有艰苦创办的准备。
  任先生不仅自己做学问,在文化典籍的整理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中国大藏经》,这在以前只有日本有,他对大藏经做了标点,做了校勘,这部著作现在的学者学生都在用。另外,他也支持汤一介先生的《儒藏》,还向汤先生借鉴经验。
  
  □张志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不可撼动的泰斗级大师
  
  对我来说,任继愈先生是学术界不可撼动的泰斗级大师。
  任先生有两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一是设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第一个国家级的宗教研究所,为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宗教开辟了天地。
  二是在科研方面,宗教所和北京大学联合创办了第一个宗教学专业。今年6月份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我们将继承任先生在宗教方面创建的基业。
  
  □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
  
  任先生1983年~1984年曾在北京大学开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古文献资料来证明历史史实,严格做到了“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
  任先生所有的学术活动都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
  现在任先生走了,相信他在天国还会继续看着我们,我们要完成他未完成的理想。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既谦逊,又严谨
  
  任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对北大哲学系一直非常关怀。1982年北大哲学系成立,我们有幸听任先生讲课。
  在任先生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而且是一名有古风的学者。
  他说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做人既有坚守,又具现实关怀,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中都包含了现实的关怀,做学问方面“择善而固执之”。
  北师大哲学系教授郑万耕谈到,任老每每说“现在还不是出大师的年代,我们只是为后人作些材料上的准备”,他花大量精力主编、整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宗教典》、《道藏提要》、《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巨制,都是基于这个考虑。这反映出他的谦逊,更反映出他的严谨,“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
  任老一方面教导晚辈戒躁,告诫年轻人不要急于写东西,要踏实读书,读经典,重视注解;另一方面又鼓励老一辈奋进,他曾说60岁以后还可以做很多事:“齐白石如果只活60岁,那就什么都不是。他是晚年才有大成就。”
  
  □杨宪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时代精神的代表
  
  得到任老过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痛。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20多年,任老一直兢兢业业,他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一个人。他的去世不仅是图书馆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任老是集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为一身的伟大学者,他提炼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他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始终如一,在伪科学泛滥的时期,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工作上,他都称得上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伟大的成绩就是《中国哲学史》。
  他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着时代精神。任先生总是说,以往国家间的竞争,是自然资源的竞争;然而在今天和未来,则是人才的竞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才的潜力才是无限的。因此任老非常注意人才的培养。“文革”结束后,任先生一年一下子招收了17位研究生。谈到此事,他曾经说过,这些学生当年如果不是挂在自己的名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失去了求学的唯一机会。可见,任老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对人才培养的重视。
  虽然现在任老已人在天堂,但作为后生的我们,会继承他的精神,坚持去做他没有做完的事情。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任继愈先生的逝世,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接到这个噩耗之后,我觉得无比痛心。任老一生的成就,不是用短短几句话,或者短短几千、几百的文字能够描述清楚的。他一生淡泊名利,可以说是“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句话的最好诠释。在任老一生的成就当中,我认为有几件事是该领域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其一,任老主持编纂的《中国哲学史》十卷本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哲学史的最高水平。
  其二,任老是比较早的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哲学的人,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其三,在云南召开的宗教学会议,任先生是主持,这次会议是中国大陆宗教学诞生的正式标记,对于国家的宗教研究和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人,这一宗教研究机构对于社会科学系统具有先驱性的带头作用。
  其四,他对于道教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对宗教研究所的道教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确立了宗教研究所在中国宗教研究中的领军地位。
  其五,主编、主持了文化方面的重大项目,如《大藏经》《中华大典》等,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六,培养了大量的宗教学者。这批人才在人文社会科学战线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任先生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是,特别强调儒释道三家的互动,强调三教合流,中国哲学史的核心内容也正在于此。
  
  □周桂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坚持“三不”
  
  任先生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领军人物,主持编辑了《中华大藏经》等多部重要著作。
  任先生80岁时,我准备给他祝寿。任先生说,我还年轻,90岁再祝寿。任先生有“三不”,一是不祝寿,二是不出全集,三是不到外面吃饭。
  我今年2月12日拜访任先生,问他,同时研究儒释道,是否会避免片面。任先生说,他开始时是将它们作为三条线索研究,现在是放在一起研究。因为三家互相影响。
  在我即将退休之时,任先生鼓励我说,退休后还可以做很多事,齐白石等都是晚年才有大成就。
  
  □郑万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既有宏观把握,又有细致思考
  
  任先生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个观点,“现在还没有到出大师的年代”。我觉得无论是中华大典,还是中华大藏经的整理,都是基于这个观点,为以后作准备。任先生既有宏观把握,又有细致思考,严谨、智慧。
  任先生到许多场合,都讲周易是中华文化及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研究易学文化应百花齐放,但要有科学态度及方法,不能与算命放在一起,为我们指出了研究方向。
  他常能突破旧的观念,业界一般不用四库全书,只用四部丛刊,全唐文也不用,但任先生支持将这两部书用于研究,吸收新的研究方式。
  
  □侯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具有一位真正学者的品质
  
  任先生对哲学有执着追求的精神。他是一位哲学家、宗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曾四次对老子做译注。《老子经译》是第一本,《老子译注》是最后一本。
  任先生不断突破自己的研究,对自己曾提出的学术观点提出不断批判,如对老子哲学性质的界定和解读,老子的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等。在这些问题上,任先生的观点不断发展。在“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中,他认为不应用后代的思考问题方式去探讨老子观点。
  任先生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体现了一位真正学者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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