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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深圳读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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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0)|2015-06-16|发布:konas |收藏

  深圳人为什么跟读书“死磕”上了?而且读书月一搞就是十年?

  
  在深圳,能够坚持十年以上的事少之又少。因为城市节奏快,因为大家都忙,更因为办事就要花钱。不赚钱还要花钱的事如何能够坚持十年?
  深圳曾经有个荔枝节,借品尝新鲜荔枝的机会招商,可谓荔枝搭台,经济唱戏。由于招商效果一年不如一年,最后改成了“高交会”,高新技术搭台,招商引资唱戏,前几年甚为火爆,现在这种大庙会式的“高交会”也在面临模式创新,前后也不过十一年。
  首届读书月是在“高交会”问世的第二年推出的,当时普通市民的普遍感觉是讶异,都以为这不过又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政绩工程,不出三届,定会无疾而终。然而,深圳读书月一搞就是+年,而且好像越来越火爆,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市民参与也越来越多。
  淘金之地,为何整出个读书月来?究其实,是一群从北方来的、多少有些书生意气的中原知识分子,对于深圳“文化沙漠”的评价耿耿于怀,终至于反戈一击,祭出了一个读书月来。不是读书日,不是读书周,不是读书节,而是读书月,一年的十二分之一,跟读书死磕上了。
  这群知识分子,熟读书,推崇书,仰慕书香社会,有些书卷气,自尊心尤其强,受不了“文化沙漠”的辱骂。他们初来深圳的时候,也骂深圳是“文化沙漠”,等他们成为了深圳的一分子,就急不可耐地造起“文化沙漠”的反来。换作“老广”,抑或是香港人,都会对“文化沙漠”的指斥一笑置之,但是这群多少有些自诩清高的中原知识分子,却绝对敢以毕生精力同“文化沙漠”对抗到底,一年才一个读书月,十年读书月总时间还不到一年,太小小意思了。
  
  谁在“死磕”读书月?深圳读书月的利益支撑点是什么?
  
  单有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意志力,并不足以说明深圳读书月的十年坚持。读书月活动持续开展十年,背后的利益支撑是什么?政府支持是必要前提,但是从账面看,政府拨款微乎其微。读书月专项资金前五届只有每年区区八十万元,第五届以后逐年递增,最高也不过每年四、五百万元。正所谓+年读书月,总开支不够修一公里的高速路。即使算上市财政之外的各区、街道、社区的配套资金跟进,政府对读书月的投入也依然有限。
  分析一下读书月的“深圳模式”: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这里,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倡导”,真正“运作”读书月的是企业。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从第五届开始,实行委托承办制――由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承办。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再以总承办名义寻找企业加盟,将运作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万科地产、卓越地产、农业银行、中国移动、杭州银行等品牌企业都先后成为读书月的合作伙伴。
  在一个年购书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书展图书销售量多达两千多万的城市,由企业主导运作读书月似乎是不二之选。然而企业运作的读书月会不会太向企业利益倾斜,导致读书月“益商家,不益读者”的结果?
  先看看深圳河对岸的香港书展。香港书展被誉为“世界上参加读者最多的书展”,在暑期举行,非常受假期中的中小学生欢迎:香港书展期间购书大幅优惠,参展图书低至五折销售,非常受市民欢迎:演讲嘉宾也是形形色色,非常多元。
  反观深圳读书月定在每年11月,学生参与不便:购书优惠少,重批发不重零售:演讲嘉宾清一色阳春白雪,高处不胜寒。难怪有深圳学者坚决要求深圳读书月改期:把读书月的时间改在暑假期间,方便广大的大中小学生参与读书月活动。他们认为,年轻的一代才是读书月活动最应该关注的群体,读书种子要从他们当中培养。
  他们还要求读书月要惠及市民,并具体建议给市民发购书卡,让市民切实感受到读书月跟自己的关系,也多多少少让市民家里购一些书。他们尤其建议读书月要让书唱主角,多办一些书展,多让大家直接跟书接触,多一些书的氛围。
  除了主流菁英,除了书商,要让更多普通市民特别是中小学生参与和受益,这算是对目前深圳读书月“理想+利益”模式的改良和修正吧。
  
  深圳,谁在读书?
  
  “深圳人忙忙碌碌,谁有功夫读书”的印象是不是个误解?这个城市到底谁是真正的买书人、读书人?
  据统计。在中心书城,香港读者购书量占到总量的15%:罗湖书城,在中心书城和南山书城尚未开业时,香港读者购书量占到总量的17%,目前也仍占据总量的5‰在节日黄金周和双休日,在书城推着手推车开心“扫货”的香港读者比比皆是。
  深圳的图书为何如此有吸引力?一是便宜。香港图书的价格是深圳图书价格的4至5倍,香港图书纸质较好,印工精致,装帧无可挑剔,但书价高得吓人,几乎使内地去的人要望书兴叹。一本200页码的小说,售价为75港元,而同样页码的书在深圳1只要人民币15元就可买到。香港往返深圳的车费,都比不上在香港书店买一部长篇小说的价钱,不少港人家中的藏书大半是从内地购买的。二是规模大、品种齐全。在香港像深圳书城这么大的书店非常罕见,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令香港读者叹为观止。
  当然,深圳这座新兴移民城市的主角永远是年轻人,买书、读书也不例外。在这样一个竞争压力非常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学习”两字永远悬在头上,大学毕业之后就“把书丢掉”是不可想象的。
  如此想来,深圳人的读书热情并不低。每个月深圳图书馆都有四场文化名人讲座,从来都是爆满。几个大的书城和购书中心,全开在闹市区,无论什么时候去,总有许多人或席地而坐,或站在书架前看个津津有味。一到周末或假期,图书馆和书城用“人头攒动”来形容也毫不夸张。上下班的地铁里,公车上,捧卷而读的大有人在,实在是其他一些城市很难看到的景象。
  
  读书月读的什么书?
  
  读书月,来读书。读的什么书?谁来开书单?历经十年推荐书目有何变化?
  且看今年新出炉的书目情况:“通过广泛征求社会读者和有关专家意见,并经深圳读书月指导委员会专家审定,报组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审议,确定第十届深圳读书月藏书与阅读推荐书目100种,附录香港、台北出版机构推荐书目各10种,共20种,第十届深圳读书月优秀青少年读物推荐书目50种、第十届深圳读书月优秀音像电子出版物推荐目录30种。”
  林林总总将近200多种书籍音像读物,覆盖面比往年更广。而且细细对比以往的书目,发现除了经典名著、必读书目、实用理论等“有用之书”以外,建筑欣赏、城市图册、手工制作、心灵文学等“无用之书”有大增的趋势。
  恩格尔理论阐释,一家人的收入用在“非必需品”的比例越高,说明这家人的生活质量越高。文化是“闲”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推荐书目里渐渐摆脱实用性、目的性书籍,增加了更多开拓视野、陶冶志趣的书,可谓真正精神文明的提升。这是对深圳读书月十年坚持的正面解读和惊喜发现。
  但是不同声音也如雷贯耳:有人认为,书单列得很没针对性,摆在一起面目模糊,每个读者的文化层次不同,不知道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定。

  读者“红网”觉得“读书月”所推荐并打折的那些书,大多其实只不过是些正走红或已过气的畅销书罢了。“读书月”活动倒有点类似于超市或商场经常搞的一些促销活动。如同商场所倡导的是“我消费,我快乐”一样,本届读书月的口号正好是“我阅读,我快乐”――这一口号忽略了关于阅读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对真正有意义的阅读而言,重要的并非“阅读”行为本身使你快乐,而是“阅读什么”或“怎么阅读”使你快乐。
  深圳学者白金说的比较客观:书单是谁开的并不重要,开不开书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多元的书评环境,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旨趣去阅读。
  读书月是非深圳人的秀场?还是对知识的预礼膜拜?
  
  十年读书月,十年名人秀,秀出了哪些名人?这些人对深圳有感情吗?深圳人对这些人有感情吗?读书月仅仅是这些人的商业秀还是秀出了这些人与深圳的血肉联系?如深圳读书论坛,是国内外首个以读书为号召,以专家学者演讲为形式,以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和学术文化建设为且的的主题活动。甫一亮相便万分惊艳:饶宗颐、谢冕、余秋雨等6位专家开坛设讲。深圳人格外兴奋地享受着这一文化大餐。此后的读书论坛,没有一届让大家失望,从老一辈的金庸、王蒙、黄永玉,到中青年的周国平、李银河、余华、莫言,再到通过百家讲坛而被熟知的于丹、纪连海,甚至是刚刚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张悦然、当年明月,他们用各种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读书的故事。冲着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读书论坛免费发放的门票总是一票难求。
  秀场应该不是一个贬义词。一个大型活动,总会有人相对来说是主角,成为焦点人物。那么,读书月是谁的秀场呢?这个问题隐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读书月是非深圳人的秀场。深圳人虽然也有放到全国都不错的学者、名人、演讲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人数似乎并不多。有出息的深圳人应该主动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去找自己的秀场,然后再杀回深圳。迄今为止,深圳仍然算不上是文化高地,即使在深圳出了名,放到全国去,还是暂时谈不上。深圳的一些文化人如果是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大概早就全国闻名了。这是高地跟洼地的自然差异。
  这座城市,充满欲望和形而下的东西,遍布商人、投机者和麻木的产业工人,一年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来一批气质迥乎不同的学者、作家、名嘴,来点形而上的论述,多好。他要借这个舞台成了更大的名,作了更大的秀,是这座城市有影响力、辐射力的象征和标志。他要真在这里成名、建功、立业,很难想像他对这座城市没有感情。即使这里只是他的匆匆驿站,从此也多了一个对“文化沙漠”多些了解的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人,不是什么坏事。至于深圳人,与其说是对他们有感情,还不如说是对他们传授的知识和学问有感情。铁打的“讲堂”流水的讲者,请他签个名是对知识的顶礼膜拜。
  
  深圳,自由阅读、自由创作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投奔深圳,就是投奔自由,那么深圳自由阅读、自由创作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深圳是一座伟大而年轻的城市,除了伟人的推动,它的发展成绩无疑来自于改革开放下资本自由的释放。人的自由的释放。大量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一道,在这座城市里流动,来自各地的人们自由地在这里选择职业、参与竞争。自由阅读、解放思想,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充实了人文理念基础。
  早在80年代初,蛇口工业区的阅览室里,摆放着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各种大型刊物,人们可以随意取阅。自由阅读,让一代人深圳人最早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等这些与市场经济规律及社会文明规则相关的基本观念。一群有着这些观念的人们,在一片荒岛上建立起今天的蛇口,将深圳这个小渔村建设成一座初具现代化城市规模的南国大都市。
  小平当年说,打开窗户,难免会飞进几只苍蝇。这话用在阅读上同样适用。书籍可能有高雅与低俗之分,但并非禁绝的理由。因为我们难保低俗的东西里面不会包含有“大胆假设”式的奇思――要知道,人类历史上的天文、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很多都是从迷信里面来的:我们也不能将自己的审美标准强加于他不同的欣赏习惯与爱好本就是自然状态,只要人家没过来主动损害你的利益。所以说,可以倡导高雅,但不可强制禁绝低俗。
  自由阅读应该包括这些内容:不分高雅与低俗的内容均可自由阅读,人们应该有面对面交流与表达阅读感受的公共平台,有更宽松的出版环境。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是一座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城市,也一直是一座解放思想的先锋城市,她应该有勇气在倡导非功利性阅读下,迈开自由阅读的步子。
  
  读书月,是让深圳阅读世界,还是让世界阅读深圳?
  
  对于读书月,深圳人常常有“受教育月”的自我感觉。接受大师教育,接受图书教育,深圳人好像是一群冥顽不化、桀骜不驯的坏孩子,必须接受文明洗礼。
  事实上呢?至少近十年来,至少是国内的诸多所谓的“大师”,是看不懂深圳、不理解深圳,甚至是歪曲深圳和诋毁深圳的。他们几乎没有耐心听深圳人说话,而是以一种莫名其妙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对着深圳人指指点点,说着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胡话。
  深圳在中国变革时期的探索意义竟然被忽略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挣扎、内心煎熬,被冷酷地漠视。委屈的深圳人有理由发问:深圳人固然应该虚心地聆听世界,可世界上有谁在关心深圳?深圳人要不要在深圳读书月上发出自己声音,在深圳阅读世界的同时,让世界也阅读深圳?
  为此,有人建议,深圳读书月的前期重点是阅读世界,后期则应该重视介绍深圳,重视深圳人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互动、交流。深圳人可以谦虚,但是不可以谦卑到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是做学生,深圳人也要做一个有主见、敢提问、敢发言、敢于亮出自己观点的有个性、有坚持的新型学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接受教育的好学生、乖孩子。
  深圳人在文化上不该不自信。
  
  深圳有无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
  
  既然是对话,那当然应该是相互的,那么深圳到底有无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与实力呢?近代杜威到上海,有胡适作陪,今天的世界级大师来深圳,谁有资格可以陪同?谁有与大师对话的能力?有哪个常设的读书沙龙值得大师们大驾光临?深圳是否曾经尝试与世界级大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深圳是否有意开始培养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呢?
  有人认为,深圳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现有的媒体影响力甚至不及过去曾经有过的媒体来得大,跟广州相比差距那么明显,不能说不是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情。一个连媒体都做不好的城市让世界读你什么呢?深圳也没有一流的艺术团体,有的不过是几个或者几十个在艺术节上获奖的选手,这当然都无法构成让世界阅读和聆听的条件。深圳的大学大概只能算是三流,最多二流,也无法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因此,深圳对话世界正如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期许,而不是嘉许。   然而,思想者也是分类型的。有原创型的,有普及型的,有解释型的。原创型思想家在中国非常少,这也是不久前去世的钱学森深感忧虑的问题。至于深圳,成熟的原创型思想家可以说没有,但深圳的原创思想、理念、灵感却有着丰腴的土壤,这正是思想对话的机缘。当年的蛇口青年就是凭借生活直感,向一群青年教育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发问。
  普及型思想家和解释型思想家在深圳可能缺体制内的,但是绝不缺民间的。大量散佚民间的深圳知识移民曾经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充裕的知识储备,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有着更多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激荡。他们能够有感而发,也能够聆听,能够对话。唯一的遗憾是训练不足,高层次对话的经验不足。如果深圳读书月能够给到深圳人与世界对话的更多平台、更多机会,让思想能够与世界自由交流,深圳出现像胡适、梁启超这样的对话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应该说,深圳思想对话的能力固然重要。15年前,库哈斯带着一帮哈佛学生来深圳考察时,那时的深圳不是更没有对话的底气和本钱’但是库哈斯凭一双发现的眼睛,他编写出了厚厚的一本《大跃进》,发明了“通属城市”这个特有的名词,从此开始了持续观察深圳的历程,直到成为这座城市的建设者。事实上,深圳已经屡屡进入众多大师的研究视野。而这些机会,深圳人真正把握住了吗?
  
  读书月,有无必要搞成一场全民运动?
  
  读书月发轫于深圳,目前大有向全国蔓延之势。在深圳本土,在读书月迈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全民阅读的理念备受推崇。有媒体开始发问读书月,会不会搞成一场全民运动?
  有人欢欣鼓舞,认为对深圳这种商业文化一股独大的城市,当然需要这样的读书运动,而且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知识需要交流,观念需要激荡,文化需要推动。深圳就是要多产生文化运动、文化平台和文化仪式,不仅仅是只有一个读书月就好。所以,如果深圳的读书月真正成为了全民运动,倒是这座城市之幸。
  但是,事实上,深圳读书月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全民运动”,很多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读书月的气氛。如果你不接触媒体,不到书城,你甚至并不知道这个城市在搞读书月。官方做事情,如果不深入动员、宣传,事情就不会有可期的效果。但是如果因为这个月本地媒体连篇累牍出现读书月的报道就认为它已经成为一场全民运动的话,那么实在是太抬举这些所谓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了。
  最最令人担心的是,读书月或许会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深圳人都爱读书。实际上呢?甚至一些把读书月喊得整天响的人其实并不读书,并不好书,并不懂书。他们并无书生气,何以成为书香社会的楷模?
  其实,即使宣传力度再大,全民运动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要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不如多一些小书店、小书吧、小茶吧,多一些罗兰・巴特所谓的“懒洋洋的小角落”,多一些闲人,多一些民间的读书会或者读书活动,真的如果有了这些构成,哪一天忽然没有人搞读书月了,大家也不会觉得失落,因为那个时候,读书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菁英之事要成为民众之事,首先需要菁英们率先垂范,自成表率。自己倡导的事情,自己首先真诚投入,不要只忙着忽悠别人,这是深圳这个城市的上流菁英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网络时代,深圳读书月能够走多远?
  
  在厌烦读书月表面化的轰轰烈烈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城市不算高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不要忘记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的“文明短板”。据说这座城市870万常驻人口中,仅有约10%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换言之,高中文化以下的人口至少800万。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大前提下,提倡阅读,确实是任重道远的。
  但是,应该搞清楚一点的是,读书很重要,而读书月没有那么重要。读书月的目的是旨在倡导一种崇尚阅读的价值观,养成一种亲近知识的习惯,如果这个目的达成了,读书种子在我们这个城市比比皆是,谈书、买书、藏书、用书、爱书的人比比皆是,则有没有读书月都是无所谓的了,因为崇尚阅读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传统。
  至于说到网路时代,要知道网络跟阅读并不冲突。并非读纸质的书本才是读书,读网络,读城市,读人生,都是读书,这是一种“大阅读”,只要是“专注其事,领会其意”的行为,都可以算得是阅读,只不过符号的阅读或者阅读符号,更符合阅读的本意。
  因此,读书月走多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毕竟不是为了读书月才读书的。也不是没有了读书月我们就不再读书了。将来,读书月更多的会被当作是一种向书籍和知识致敬的仪式,作为所有爱书人的节日被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月,抑或是读书节,作为深圳知识移民的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一种仪式,一种提倡,一种精神宣示,乃至作为对太过形而下的岭南文化的一种长期反动,确实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精神符号,甚至成为这个城市民俗、风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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