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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人,再做学问


评论(0)|2014-05-26|发布:固固 |收藏

  如今学界,弄虚作假的事件层出不穷,这虽然与个人的修养有关,但也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一个学者,如果能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那就会更加自律;如果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小事,那就很可能不择手段,谋取私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60多年前发生的一场争论。那是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办一个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盛况空前,竟然有3000多人参加,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很多,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学者究竟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


  对于这个话题,前来参加会议的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颇为不满。为此他在会上谈了三点意见。第一,他首先申明这次座谈会是学术性的,是寓纪念于学术讨论的,所以他才参加;第二,他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昌明;第三,他提出要救国,要昌明学术,首先应该坚守学术岗位,“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


  对于熊先生的这些观点,西南联大的教务长、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持不同意见。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孔孟以降的先哲,其所以成为先哲而值得我们景仰的原因,决不仅仅在他们是学术家、教育家,而也在他们是政论家,得其位则推行政治,不得其位则议论政治,不议论即不足以收辅导与督责之效。”他还进一步指出:顾炎武“最值得我们钦仰”之处,不是因为他的学术,而是因为他的政治志向和政治抱负。为此,他借用顾炎武的话告诫大家:“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临山水,有济世安民之志,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潘光旦讲这些话,是经过长期思考的。就在这次会议之前,他还写过一篇题为《隐遁新解》的文章,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学者是否应该关心政治,其实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应该不应该对社会负责的问题。过去有些读书人为了标榜清高,曾表示“我有我的专门学问,专门的学术以外,我就不能管、也不该管”了。潘光旦认为这种说法是躲避现实的借口。他说:所谓学人,首先是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对于这一点,大家本来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如果只强调自己的专业,而“忘却他们更有做国民与论政治”的责任,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他还说,如果大家都像“驼鸟埋头在沙土里一样”,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学术的毁灭。


  由此可见,所谓学术腐败,所谓学界官场化和学者官僚化,如果从学者自身来检查的话,显然与他们对政治的“隐遁”态度有关。而这种态度其实是放弃了对国家大事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责任和权利。责任不能放弃,权利必须争取。这正如潘光旦所说:如果“不争取而隐忍,而缄默,而袖手旁观,而有形无形的隐遁,就是自甘暴弃。自甘暴弃的分子比努力争取的分子多一天,中国就一天走不上民主的大路。”


  上述会议结束后,潘光旦还以《说学人论政》为题撰文说:“任何人有做人、做国民、做一个专业的身份和权责,而做人与做国民的比起做专业的来更要先决,更要基本。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人的意识的专家,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而无害其为专门人才,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明乎此,我们对学人应否论政的问题,也就思过半了。”


  如果潘先生的话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担心,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弄虚作假的所谓学者,在民族危亡之际很可能是汉奸,在和平年代则可能对学术造成致命的伤害。

 

    作者: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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