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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其人


2015-06-16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因他父亲当时正在安庆一所中学教书,安庆又名怀宁,故此给长子取名振宁。

  杨振宁的父亲是杨武之。现在,说起这个名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但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学界提到杨武之,真是“天下无人不识君”。杨振宁才10个月大,杨武之便考取安徽公费留学,前往斯坦福大学学习,随后在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数学家迪克森(L.E.Dickson),成为中国第一名因数论研究获得博士的学者。归国后,杨武之在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后改称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陈省身、华罗庚等均出自他门下。华罗庚曾写信给杨武之道:“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杨振宁的早慧很早就被发现和善加引导。杨武之教儿子天文、物理、数学、英文、唐诗宋词、易经八卦,为他延请的家教,也均是当时清华燕大名师最得意的门生。在清华园和燕园中,“杨武之之子”成为许多教授教育子女的榜样。
  迄今为止,共有6名华人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探究他们的身世,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早年留学美国,是臧克家的同学,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李远哲之父李泽藩是著名水彩画家,台湾新美术运动先锋之一。朱棣文是著名化学家朱汝瑾之子,母亲李静贞也是负有盛名的化学家。只有李政道和崔琦,出身贫寒,但他们的成功,也多赖吴大猷、吴健雄等名人之后的提携。
  这种世家的力量,在生于20世纪早期的科学家群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国烽火,中原板荡,只有世家子弟,才可以奢侈地躲进学术世界自成一统。1945年8月29日,23岁的杨振宁从昆明飞往印度,然后乘船过红海、地中海和大西洋,来到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到普林斯顿,再到芝加哥大学,辗转反复,杨振宁才最终找到战时因为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而行踪被保密起来的物理学大师费米。经费米推荐,杨振宁得以成为美国氢弹之父特勒的学生。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最初的研究工作并不太顺利。虽然师长们对他的见识非常欣赏,但缺乏动手能力却成了杨振宁的死穴。他自幼便是左撇子,好不容易才被母亲纠正过来。关于他的笨手笨脚有个笑话:杨振宁小时候曾用泥捏了一只鸡,拿给父母看,杨武之夫妇为了鼓励他,夸奖说:“这支藕做得真不错哦!”而在芝加哥大学,“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的笑话,更是一直流传至今。1948年初,获知杨振宁在实验室不顺经历的特勒给出了建议:转攻理论物理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师从吴大猷做分子光谱与群论研究时,采取的是推演法,即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而在特勒门下,主要的研究法却是归纳法,也就是从物理现象引出数学表达的方法。对研究方法的掌握被杨振宁视为早期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正因为有这些当年的经历和经验,50年之后,杨振宁才会在人民大会堂侃侃而谈: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之一。
  1949年春,杨振宁前往奥本海默主持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量子电动力学研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杜致礼。
  杜致礼是杜聿明的长女,与杨振宁相识于西南联大,曾是杨的学生。虽然曾为权倾一方的高官之女,但此时,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被俘,杜致礼的学费也就没了着落,只好打工维持学业。1949年圣诞节,杨振宁和普林斯顿的同事、物理学家鲁丁恪(J.M.Luttilager)到中餐馆“茶园餐厅”吃饭,邂逅杜致礼。相逢于患难之时,两人很快就谈起了恋爱。1950年8月26日,杨、杜二人在普林斯顿结婚。两人育有二子一女,携手度过53年的人生风雨,直至杜致礼于2003年10月因病去世。
  杨振宁翁帆订婚的消息传出后,有家北京媒体登出了一篇《吴大猷与爱妻终生厮守》的文章,一半内容倒是凭空的臆测。一位台湾物理学家对记者说,上世纪60年代,往返于加拿大和台湾之间讲学的吴大猷,曾瞒着妻儿在台湾收养了24岁的义女吴吟之,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直到80年代,吴吟之的身份才被公众所知。1998年,吴大猷曾送诗给吴吟之:“把断线风筝拴在地上,使其能高扬的吟之,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虽然议论纷纷,但在学界却也是一段佳话。换成今日大陆的杨、翁,却不知为何成了窥私的狂欢,令人慨叹。其实,像吴大猷、陈省身这样的大师,当年都是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远不是几十年来僵化语境下的“上大人老夫子”。而学者的声色犬马之欲、爱恨情仇,皆是私事与个人选择,又和他们的贡献、身份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提到杨振宁,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是李政道。从1946~1962年,两人的合作长达16年,曾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同出吴大猷和费米门下,因宇称不守恒理论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同获诺贝尔奖,最后却断然决裂,数十年虽对面而如陌路,不能不谓遗憾。
  李政道比杨振宁小4岁,生于上海,在西南联大读大学二年级时,经吴大猷推荐进入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当时,杨振宁在芝大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学生老师”,李政道却还是“后学小子”,杨振宁对李政道的帮助甚多,以至于后来回忆道“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李政道)的老师”。1951年,在杨振宁的建议和帮助下,李政道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两年后又转去哥伦比亚大学。两人一直保持每周定期的互访。
  从1954~1956年,杨、李二人都在关注后来将他们推上成功巅峰的宇称不守恒问题。1956年4月初,第6届国际高能物理会议在罗切斯特大学召开。杨已是第5次参加这个会议,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会上应邀做该问题的介绍报告。第一次参加该会议的李政道也参与了讨论,物理学家费曼和布洛克还同他交流了一些看法。一个月后,杨、李二人就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的假说。
  对于是谁最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杨、李二人各执一词。作为外人,没有探知真相的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只知道,这一年5月,本来计划前往日内瓦参加学术会议的吴健雄因为深知此事重要,留下来与美国国家标准局的4位物理学家进行了检验实验。1957年1月9日,实验结果证明了杨、李假说的正确性。杨振宁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介绍这一成果时,会场爆满,以至于有人甚至“爬上了吊灯”。宇称不守恒定律是如此的重要,一向矜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打破了常规,不到一年就把物理学奖授予两名年轻的中国人。
  就在两人的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不和的阴影却也开始弥漫开来。未出名时,论文的排名或许可以风水轮流转,但成名后,尤其是论文的重要性开始凸现出来,争执却变得无法避免。这种争执在1962年随《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到达顶点,这年夏天,两人公开决裂,“永远分手”。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在许多人看来,无非是“学院里的分赃不均”,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杨、李后来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杨振宁三大成就中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其实,这种不和,或许可以从更久远的过去中找到解释。无论是世家还是贵族,它们的力量和魅力,都在于可以超脱于凡世,维持一个自我的外人无法轻易进入的小圈子。在贵族式微的时代,转向高深的不足为稻粱谋的学术,成为许多最后的贵族的选择。所以,会有袁家兄弟、吴家兄弟、陈省身、杨振宁……身为圈外人的华罗庚、李政道,不司能不与圈子中的人发生接触,但封又无法越过那道看不见的障碍。娜种发自内心的沮丧与失落,同今日网络上因杨、翁订婚而引发的俗世百相,大约并无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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