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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当院士,不是我的归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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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0)|2015-04-09|发布:东代 |收藏

  施一公:?

  河南人,44岁,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认为现在有太多严肃的学术问题,被娱乐、被炒作,在学术圈内部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施一公并不是那类“明星科学家”,但却几度成为社会焦点。日前,清华大学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当选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双料外籍院士,而他曾在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引发人们对国内遴选院士机制的质疑。而上一次,他曾放弃较优厚的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就对此事进行过专题报道,高度关注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返流”。我们暂且不去议论中美院士的评选,把目光回归到施一公本人身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位科学家?他又是如何看待国内的科研环境呢?这位“被新闻”的生物学家接受了《新华日报》的采访。
  记者:院士选举在中国是个热点事件,牵涉很多人的视线,您落选也会成为新闻。
  施一公:特别不想谈院士评选的问题,这是件复杂的事。
  记者:为什么不愿意谈呢?
  施一公:很简单,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太多了,关注度太高了。不应该这样。我2006年开始在清华建立实验室团体,我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整个社会这种不应有的关注甚至让应该受到关注并讨论的问题得不到重视。
  记者:您指的是什么问题?
  施一公:社会对科技界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中国的科技水平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很肯定,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改革科技体制?如何创新科研文化?
  记者:您的判断是什么?
  施一公: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国家安全不可能靠任何其它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而言更为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已经是居危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应该不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一心一意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记者:细枝末节,主要指的是些什么现象?
  施一公:比如院士评选,自然有上有下,何劳全社会议论?再比如科技界极为关注的打假,我可能是对此持不同见解的“少数派”。在科技界,打假是主流吗?学术不端固然可恨,但是纵观自然科学历史,造假抄袭的结果也许会浪费个别实验室、个别科技工作者的时间、资源,也可能使某些个体获得了暂时的不应该的名利,但是这些虚假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淘汰,对于整个科学发展而言实在无关轻重。中国科技界的问题不是假的东西太多,而是原创性的发现太少!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令很多国人盲目乐观,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了。但是别忘了,1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有过GDP世界第一的辉煌。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关注如何让科技进步支持国家强大、经济持续发展,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偏离了主题,小事放大,全民攻击。现在有太多严肃的学术问题,被娱乐、被炒作,在学术圈内部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记者:您谈了很多“坏风气”,您也不适应“坏空气”,空气污染诱发了你的咽炎。为什么还要回国?
  施一公:别听我说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我在美国时为爱国、护国做了多少出头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个我们有机会再细聊。我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就去了美国,成年后在美国生活的年份超过了在中国。有个好朋友曾对我说,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深深触动了我。此外,假如目前的中国方方面面都没有了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那我们也真没有回来的必要了。
  记者:听说您还是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的倡议者?
  施一公:是的。你看,从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到十大开国元帅中6位曾留学海外、23位“两弹一星”元勋21位是“海归”,海外留学人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进步。所以我写博客呼朋唤友: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宽容,但这里是你的家,你的祖国,这里有你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他们对你充满了期望。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记者:然而您说的问题,是所有海归科学家都要面临的“本土文化冲突”,你们怎么与之共舞?
  施一公:我回国四年,有时会有点悲壮的感觉,甚至对未来也会感觉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有我的乐观。有位加盟清华生命科学院的“海归”年轻教授和我第一次正式谈话,就坦率地问: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我答他: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刚才,我对南理工的学生也是同样的话:注意啊,微小改变中国!靠什么?靠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个人默默努力,默默成长,就像草一样。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时代。
  挑战我,向我发问。你要想走远的话,你得有脾气。我讲过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尤其是德智体各方面都是第一名的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我倒觉得有一些脾气的学生很有机会。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我希望学生挑战我的推理,鼓励学生与我争论,每次学生跟我有不同意见时,我会刻意表扬学生!很简单,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critical analysis),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必须要去除墨守成规的思想,而中国文化欣赏“乖孩子”,这与创新背道而驰。 (文章摘自《新华日报》)   中美院士评选流程有啥不同?
  中科院有关负责人称,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是两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其院士增选分别按照各自的程序和标准进行,两者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必然的关联。“例如在中国有许多被国际公认的杰出科学家,也不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该负责人说,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整个过程都严格按照院士章程和增选细则进行。“每个学部的院士是由各自学部的全体与会院士经过通信评审和会议评审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然后再经确认、审批和备案等后续环节。任何个人和工作机构都不应该也不会影响增选过程和结果。”
  以程序而言,美国院士增选无疑要秘密而繁琐得多。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回忆起他2010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时就表示,“当时我正在辽宁朝阳野外考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当选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来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名过候选人。”而那之前,他通过单位推荐成为中科院院士有效候选人时,评选的情况则知之甚清。
  事实上,这正体现了中美院士流程的差异,中国院士候选人名单是公开的,美国则是秘密的。公开有助于舆论监督,然而也使得候选人能够去搞活动拉选票。
  同时,美国院士评选流程也更为复杂。前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尔伯特表示,“很多科学家并不清楚院士增选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并不是有意为之,选举的环节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度也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不能让任何个人或者小团体对选举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在美国院士评选中,正式提名只能由院士提交,提名材料包括候选人的简历、一份250字左右的概述候选人学术成就的说明——也就是当选理由——以及数量不超过12篇的代表性论文和著作。
  此外,跟外界不少人的理解不一样的是,在我国,院士候选人能不能成为院士,其主要权力并不在中国科学院,而是在候选人所参选的学部。院士评审主要分为三轮:通信评审、会议评审和正式选举,三轮都是由学部来主导的,中科院的院士工作局只负责联络和服务工作。
  由此可见,中美院士选举流程还有一大不同点:中国院士的选举自始至终是分学部进行的,而美国院士选举只是在提名阶段分科进行,正式的选举是全体院士投票。分学部选举的优点是选举人都是同行,对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都能有更专业的判断,缺点是选举结果容 易被少数人操纵。
  除了评选流程,中美院士标准也并非完全一致。虽然理论上说,科学成就当然是能否成为院士的首要标准,美国院士评选就声称“任何成员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都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成就”。以此对比,《中科院院士章程》虽强调“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却并未明确“科学成就”这一核心标准,只是笼统地注明“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可被推荐。
  此外,中国院士评选有时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两年前施一公落选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就表示,他们刚从国外回来不久,“能对中国科学做多大贡献呢?关键在这一点”。
  而《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对于长期不在国内工作的院士候选人,在坚持院士标准的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由此来看,施一公落选中科院院士也并非完全说不通。
  不过,周忠和表示,每个国家院士的评选,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而且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科学意外因素的影响。比如某段时间,国家可能希望院士更加年轻些,这时一些年龄大的候选人可能就评不上。国情不同,没有必要将不同国家的院士评选放在一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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