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您的位置:首页 >> 知识分类 >> 法律 >> 理论法学 >> 法理学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在制度设计背景、历史传统、权力内容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不应从西方国家地方自治的角度解读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将其归结为一种权利。港澳居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应当明确,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属于权力而非权利,否则将扭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混淆特别行政区权力的来源。

余文唐  相关司法解释已明确将不公开审理案件排除在裁判文书上网之外,似乎没有必要再来探讨不公开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上网问题。然而,最近颇具全国轰动性、影响力的李某某等人轮奸案的一审判决书被周翠丽律师上网

  在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之后,如何实现法治就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共同目标。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就意识到国民整体宪法意识提升对于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国家中推行“训政”的主张。我国的法治推行实际上走的是以政府主导的模式,公务员的法治素养直接影响着法治推进的步伐,训政思想精髓对我国的现代宪法学教育有启迪作用。

改革、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文] 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 2014-12-03

为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

法治政府建设——挑战与任务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体现了霍布斯定理式的配置特点,即国家"高地权"之下的农村"低地权",时至今日,农村土地权利结构面临着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双重拷问。我国农村土地权利结构改善路径的学理基础大概可以从霍布斯定理的完善与科斯定理的采用着手,其相关实践典范可分别以"浙江模式"和"广东(上海)模式"为代表。更多还原

以法学方法论立场阐释个案的裁判规则

 我国司法权不但不比其他权力更腐败,相反,它是相对清廉的,因此,以司法腐败为理由否定司法独立的前提不存在。一般来说,清廉的官场有利于司法独立,但是,清廉并不是司法独立的必要前提。在清廉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上,司法独立是因,清廉是果,没有司法独立,永远不可能有清廉的政治,也不可能有清廉的司法。越是腐败,越是要坚持司法独立。如果我们坚守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那么,我们的应对之策就不应当是否定司法独立,而是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原则下完善对司法的制约机制。

[论文] 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2014-12-03

对应于两次历史性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变迁,即从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政治司法价值观转变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经济司法价值观,而后再演变为为社会稳定排忧解难的社会司法价值观,并走向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的衡平司法价值观。鉴于前三种司法价值观本质上都是法律工具主义l的产物,是人治的变种,故有必要对其做历史性反思。唯此,型塑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司法价值观方为可能。

评判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构建是否合理的标准应该为能否实现侦查程序本身的运作目的,因此本文将侦查程序的目的划分为三个层次并以此来设定侦查程序中理想的检警关系所应该具备的功能,通过参照此种目标制度的功能设定,本文指出了我国现行检警关系所导致的侦查程序功能瑕疵并据此提出了优化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具体方案。

什么是我们所认同的法教义学

当前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面临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热门专业与就业困难、理论教学与实践需求、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及课程设置中通识化与专业化等诸多矛盾。破解这些矛盾,应确立法学教育本身的职业性特点,明确法学教育的定位,确立法学教育的精英化走向,同时提高理论教学水平,开辟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互结合的新途径,改善法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并借助司法考试,提高法学教育的实用性。

 传统的“三阶”比例原则在规范结构上并不包括目的正当性原则,这与其产生时“无法律便无行政”的自由法治国历史背景有关。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来很多国家的法院实际上以不同的方式审查了公权力行为的目的正当性,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目的正当性一般审查类型、目的足够重要性审查类型和目的正当性分类审查类型。目的正当是公权力行为正当的前提,将目的正当性原则纳入比例原则之中从而确立“四阶”比例原则,有利于限制立法者、行政者的目的设定裁量,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充分保障人权,还有利于促进民主反思,改善民主质量。法官在个案中首先应当查明立法者、行政者的真实目的,否定明显不正当的目的,然后以适度的司法克制与尊让综合评判目的的正当性。

天道绝对:元法律、建制化与共识结构

[论文] 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质评 2014-12-03

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质评

法治视域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枪支使用亟需回应的几个问题

走向操作性的人大制度研究——以衡阳贿选事件三层处理方案的规范分析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国家的法律人类学研究遭遇危机,而荷兰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却风生水起。在英美国家的学术研究传统中,法律人类学一直都是人类学的分支领域之一,但从其产生、发展到如今的缓慢恢复,无不受到法学的影响。荷兰的法律人类学研究一直由法学院所推动,尽管在向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靠拢的过程中受到了冷遇和排挤,但并没有影响该学科的发展。不过,若从学科沟通的角度来分析,荷兰和英美这两条路径都是失败的,因为同法学实现学科交叉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而在于必须能够创造出一种能被法学认可的研究方法。相关领域的中国学者需要对此进行反思。

新道统论法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来,如何切实将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不仅是一个理论的研究课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出发,试图从文化、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党的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治党,并提出依法治党必须制定两部重要法规,为党的权力行使提供法律依据。

 受制于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司法被赋予了行政性、调和性及伦理性等典型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司法之定纷止争、道德教化与社会控制等独特功能及其实现困厄。对此作反思性审视,或对当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论文] 拉德布鲁赫:评述与追怀 2014-12-03

拉德布鲁赫:评述与追怀

:传统上,人们将法律解释置于法律适用中予以理解,并赋予它"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重任。但是,传统的法律适用过程是一个法律发现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的使用与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没有逻辑关系。只有在证立的意义上理解法律解释方法,才能谈论它们能否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法律解释方法既能证立法律规范适用过程的正当性,亦能掩盖它的不合理性。坚持能动主义倾向的法官通常会创造性地解释法律,诸种解释方法的使用,既可能被用来证立某一解释结果的正当性,也可能被用来掩盖它的不合理性。因此,应当警惕司法能动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

[论文] 论刑罚的本质 2014-12-03

论刑罚的本质

20世纪中期以来的程序价值理论把程序的价值区分为两个序列,一曰程序的外在价值,一曰程序的内在价值。本文认为正是因为程序存在这两个序列的价值标准,所以法律程序存在着若干对相互矛盾的结构性要素,它们在程序运行中构成了四对基本矛盾,即:程序目标(产出)与程序手段(成本)、大众生活逻辑与职业专门逻辑、实体思维倾向与形式思维倾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这四对基本矛盾分别属于程序外在价值(标准)的派生物和程序内在价值的派生物。它们在程序制度运行中成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它们既带来无限可利用的公正资源,足以影响程序的公正质量,又产生程序技术构成中的诸多缺陷和两难境地。这些基本矛盾使得我们对它无法进行单向思考,而只能将它们并列在一起通过辩证的方法根据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进行衡量。

一致性,一般是指两个命题之间没有逻辑上的矛盾,与此相比,融贯性则有着更多、更为严格的要求。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并在不同的层次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内在联系。在本体意义上对一致性与融贯性概念的清晰认识,有助于我们在法律论证框架下进一步研究融贯性概念的作用。

由于受到“缺乏实践效果”和“与部门法知识重合”的双重怀疑,法理学的学科重要性遭受严重威胁。要想化解这种窘境,为回应实践上的怀疑论,必须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三种重要意义,即它是理解实践的先决条件、实践难题由理论争议引发、实践难题的解决是个理论工作;对于知识冗余的怀疑论,必须注意由教义理论、规范理论和元理论所组成的法学知识体系,其中的教义理论和非理想的规范理论是部门法学的组成部分,而理想的规范理论和元理论则是法理学的学科内容,因此法理学能有效区别于部门法学,知识冗余论当然就会破产。

[论文] 文明的法理 2014-12-03

文明的法理

“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精准含义是只要行为人不实施侵犯他人合法的私人领域这一为法所禁止的不正义行为,他就享有充分的自由。“法不禁止皆自由”力图宣示,扣除禁令后剩余的所有空间均为自由的领地,由此凸显了自由为“扣减权”的无所不包的特性,从而营造了最大的自治空间。从微观层面看,它主要适用于仅涉及行为人的涉己行为、无涉第三人的合意行为等场合。在立法中禁令不足、行为虽不违反禁令但违反公序良俗等情形,以及法定主义模式的作用领域,该命题的适用受到限制。从宏观层面看,它具有空泛性,仅依凭其自身,并不足以有效捍卫私人的意思自治。只有使禁令保持一般性、目的独立性、程序性或形式性、底线性等品质,这一命题才能真切地构建起最大的自治空间。

本文认为,中西方法治发展存在地域的对极与时间阶段上的逆流关系,但是人类法治仍然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共性。推进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而法治建设的突破口又是以司法改革为核心的,其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职业是司法重构的两个基石。中国法治存在着两种主体性推动力,即民间力量与法律人的作用。

我眼中的拉德布鲁赫——访舒国滢教授

本文论述了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内涵、民族地区构建乡村法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建议。作者认为,乡村法治秩序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即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在民族地区,当前的关键是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设。

一个社会中,存不存在社会利益?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是优先保护个人利益还是优先保护社会利益?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于相关法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如何用已有的法学理论对现实中发生典型案件和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事实上,理论与实践有时是吻合的,但更多的情况是冲突的。通过具体的实践并审视理论层面的问题,并结合实践存在的时空背景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是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键和重要方法。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间的冲突,要采用立法的手段来完成,并要对这种冲突是常态性的还是非常态性问题给予判断,对于前者需要通过普通法来解决,对于后者,则通过特别法来解决。

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

Civil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人权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和主体资格。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世界人权的发展,是沿着由少数人到多数人再到所有人都享有并且真正实现人权的轨迹前进的。它历经以自由权为本的人权、以生存权为本的人权、以发展权为本的人权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人权的进步是在世界人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它在某些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党的十七大实现了当代中国三大类人权内容的体系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体系正在形成。

晚清四大奇案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冤案的轮廓,而这与当下揭示出的冤案又有着诸多相似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冤案的原因具有很强的共性,刑讯逼供、过份依赖口供、无视无罪证据、有罪推定、司法腐败和官场潜规则、封建礼教等因素使得冤案的发生具有必然性。这背后隐匿的是"道"、"权"、"法"的博弈,是法律被权力和道义挤压的窘遇;是正当法律程序的缺失使得冤案成为一种必然,而纠错沦为一种偶然。

从GATT到WTO:全球化与法律秩序变革

法律信仰是信仰主体对法律精神和品格的神圣体验和理性确信。基于传统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威权思想的浸淫,需要从价值理性上对实在法进行祛魅,实在法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终极追求,人们信仰的真正能够代表正义精神的自然法。要确证法律信仰的存在,需要厘清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建构法律信仰的精神内核,冲出法律信仰“是”“非”纠结的迷雾。

[论文] 人之尊严的理念与制度化 2014-12-03

人之尊严一般被认为是最高的社会价值。然而它能否同样成为宪法基本原则却不无争议,因为它既非不证自明,定义也十分含糊。若在未澄清人之尊严的概念与理论争议之前,便贸然从西方引入这一宪法原则,反而会破坏我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其内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之尊严如何从抽象理念转入到实定法之内,成为具有效力的宪法原则。

从前人们常说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伦理法"或法律伦理化。其实,此说不确。任何民族的法律传统,都是该民族传统伦理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未尝不可以说世界各大民族的法律传统都是伦理法。本文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她是伦理法,而在于她是一种特定的伦理法。中华法系背后的亲情伦理,与欧美法系背后的市民伦理、印度法系和伊斯兰法系背后的宗教伦理一样,都是各自法系的灵魂或精神。本文以欧美法系或西方法系的市民伦理精神为参照系,分析了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

君权监督与和平转移:中国传统法学的盲点

法律修辞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5号的案件事实与地方性法规无涉,但其裁判要点1却明白宣布了“地方性法规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的规则。这一用意深远的作法,既进一步表明最高法院始终坚持的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对地方性法规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进行审查并选择适用的立场,又矛头直指当下不少地方性法规创设工业盐准运证的弊政。5号案例发布两年以来,有些地方法院受其影响,以相同论理裁判类似案件,间接推动着工业盐准运证制度的变革。然而,由于指导案例制度尚未成熟,更由于工业盐准运证问题仅仅是盐业垄断体制的冰山一角,5号案例其实是在博弈漩涡之中发挥助推而非主导垄断改革的作用,在垄断改革获得政治解决之前,同案不同判现象在所难免。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软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中的软法形式越来越丰富。目前最主要的形式有七种:一是公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宪法和行政法惯例;三是执政党的党内法规;四是宪法、法律中的宣示性、倡导性条款;五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六是司法判例;七是行政执法基准。这些形式的软法对于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推进依法治国;规范执政党的行为,推进依法执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裁量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公民社会行为,推进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以及平衡改革、发展、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保障富强中国、民主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构想,是关系到司法职权的性质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内容的重大司法改革。从我国的宪法体制看,司法职权的中央性,主要是指其立法权限和服从全国人民意志的中央性,但人类司法权形成的历史与理论,以及建国以来我国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管理的发展历程,都表明,司法职权具有非中央性的特点。理解我国司法职权中央性的同时,也要把握宪法体制中容易被误读为中央性的关节点。改革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管理制度特别是人事任免制度,应当以有利于加强而不削弱、建设而不损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政治方向和重大政治原则。

中国纪检监察派驻制度研究

人们关于社会正义的认识是多元的,这要求居间作出的司法判决应当经得起理性论证的检验,以防范法官选择正义立场时的任意。经得起理性检验的判决又必须借助修辞方法的使用,才能使其为判决不利方接受。在社会正义的司法实现过程中,修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但它必须在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符合其秉承善意而加以应用的本质。

[论文] 欧美宪法社会学比较透视 2014-12-03

 宪法社会学是关于宪法的社会学研究,是宪法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旨在发现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真实规则。在欧洲和北美,宪法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传统。其中,德国的宪法社会学侧重于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切入,偏好史论结合,思辨色彩浓厚。法国的宪法社会学具有客观的、旁观者的叙事风格。英国的宪法社会学打上了判例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痕迹,致力于素描一部活生生的宪法,仿佛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美国虽然承袭了英国的判例法制度,但美国的宪法社会学透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宪法背后的经济关系、利益格局得到了凸显。梳理欧美宪法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比较欧美各国宪法社会学的不同旨趣,有助于为当代中国宪法社会学的稳步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启示。

 中国私法学在借鉴两大法系私法制度和私法学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支撑两大法系私法的个人主义认识论。近来,个人主义认识论得到中国私法学者的系统阐述,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然而,个人主义过分侧重强调对既有私权的静态享有和安全保护,忽视了私有权利的动态生成机制,进而忽视了私人社会生活和私法的合作面向,即私人之间共同合作创造的过程。受此影响,个人主义认识论不仅无力对现有私法制度作出系统合理的解释,而且很可能成为中国私法学在两大法系传统智慧之外构想更优替代方案的绊脚石。中国私法学有必要认真对待私人社会生活的合作面向,在认识论上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

集体所有权在欧洲近代私法中被排除,因为它的功能目的和制度结构与大陆法系所有权制度的原型———私人所有权———彼此对立。相对于作为主观权利的私人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主要体现为一种功能性概念,它以财产的目的为中心建立,旨在将特定财产保留在一定范围的共同体内部,使其服务于团体共同利益。这决定了集体所有权制度在价值层面上是客体优先于主体,集体优先于个体。围绕集体所有权的法律建构,欧洲学者的尝试主要依循两条路径:日耳曼法路径与罗马法路径。最终为大陆法系国家立法采用的方案是将其改造为法人所有权模式。基于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功能,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设计在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关注如何推动和促进土地社会功能的实现。

美国的法律家长主义理论与实践

法律与信仰--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司法中立:改善党的领导的关键

为21世纪培养国际性法律人才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是在一元法律结构走向多元法律结构过程中形成的,新体系“分”的逻辑与旧体系“统”的历史均对社会法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当若干狭义的部门法以一定的方式组成广义的法律门类时,依据学术逻辑还是学术领地来形成社会法的原理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分”与“统”两种思维背后是当代社会法研究方向的思考,只有厘清社会视角与国家视角,方能平衡社会法所涉及的各种关系。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执法重心适当下移”的决策,针对目前地方行政规范制度所存在的突出缺陷,对地方行政规范良法化问题进行制度性的构想。文章分为制定原则、审查监督和责任追究等三个部分。一、制定原则:和谐一致、坚守权限、注重效益、吸纳民意;二、审查监督:内部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三、责任追究: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追究机关、追究程序。

在实证法学立场上,国家制定的法律是法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因此,人们的研究兴趣必定固守于诸如"法律是什么"、"法律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而法律诠释学关注的是法律与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理解法律的本质"这一问题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法学研究应当关注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在国家制定法是司法裁判之唯一正当理由的基础上,实证法学坚持分析性真理观,强调从法律规则到司法结论的演绎式逻辑关系;法律诠释学在真理观上坚持融贯性立场,认为司法结论的正当性是由多个理由共同构成的整体所保证的,多个理由之间的融贯支持关系为结论提供正当性保证。融贯论的真理多元立场较为适合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需要,在法学领域研究融贯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通信是一个有着不同主体,处于不同领域,包括不同环节的交往行为系统。依其行为主体,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可分为国家、国际组织和公民等三类主体的通信自由,它们分别受不同国际法律制度的保护和限制。依其所处领域,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可分为私密领域的通信自由和公共领域的通信自由,前者应受国际法的严格保护,后者应受严格的国际法限制。依其所属环节,国际法上的通信自由,是一个由知情权和表达权构成的权利系统。对通信自由的保护和限制,不仅应当防止通信自由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还应当注意通信自由内部两种权利之间的协调。现行国际法虽然确立了保护和限制通信自由的基本框架,但正面临着网络通信时代的诸多挑战,亟待进一步完善。

权利能力意在打通理性、主体、权利三者之间的联系,并使得私法自治成为可能。新型主体的不断涌现使得理性作为主体的唯一根据已不敷使用;权利能力兼具主体资格和权利资格双重角色也左支右绌。权利能力应当角色唯一化,仅承担权利资格之角色,另将主体资格独立出去。私法主体之根据应当分为目的性根据和工具性根据,分别适用于生物人和团体。私法主体制度应当具有开放性,以适应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包公作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司法之神”,其形象是通过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层累叠加,通过笔记、话本、杂剧、小说等载体糅合铸就,由老百姓在生活中自发形成。除了传统清官情结和包公个人人格魅力之外,传统司法文化对人格道德力量的褒许,赵宋以降中国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赵宋鉴于司法弊政而进行的司法改革,以及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司法职业化趋向,是包公之所以成神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包公作为“司法之神”,其形象所蕴含的传统司法公正观念就是清官、清明和青天观念,就是在司法活动中清正廉洁,明法致公,为民请命。包公作为司法公正的象征,其形象是通过与权力、金钱、亲情的反复博弈逐渐丰满起来的,这三者也是导致传统司法不公的最主要因素。认识包公故事中的百姓心声和包公成神的内在动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

[论文] 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沿问题 2014-12-03

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沿问题

检察机关对侦查实施一元化监督,构成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检察监督侦查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对自行侦查的监督陷入同体监督的困局,对公安侦查的监督则存在追诉主导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自我监督、控方内部监督,弊端在于规避、排斥异体监督,即来自控方之外的法院监督和律师监督。在该模式下,侦查讯问监督机制缺失致刑讯发生,逮捕因审查程序中法官缺位和律师参与不足而沦为追诉的附庸,搜查、扣押、监听等强制处分亦未能建立起外部审查监督机制。以上种种,致自由、财产、隐私诸权处于侦查机关的完全控制之下。为实现对侦查的监督,应贯彻法治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根据诉讼结构理论建立对强制侦查的法院监督机制和律师监督机制,并完善程序规则约束侦查行为。

法律移植与转型中国的法制发展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共同支持人身法大厦,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均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我们需要研究两者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可以接受自由、效率、公平等价值衡量。两者各自拥有相应的功能领域,在各自的固有领域中发挥功能,从不同方面满足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需要;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也存在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现象。人格平等为身份差异设置了限制,实现了特定领域身份差异的超越,导致特定身份差异的功能单纯化,改变了固有身份关系的内容。身份差异对于人格平等进行修正,只有在身份差异基础上才能解读人格平等,身份差异限定了人格平等的内容与实现状况。

在佩策尼克的法律理论中,融贯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由于主张所有的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把法律结论的证立理由扩大到了道德规范,所以,佩氏认为在法律论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各种理由进行衡量,这一衡量应以各个理由形成融贯状态为终止条件。一个合理的法律结论应当是从一个融贯的信念体系中推导出来的。在佩氏的法教义学理论建构中,融贯性也是一个必须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对指责融贯性主张的两种异议做了一定程度的反驳。

[论文] 比较法之我见 2014-12-03

比较法之我见

职业主义要求法官像法律家那样思维,但是按照民主主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像民众那样思维,判决应当符合民意。在中国,传统法官采用平民化、大众式的思维方式,力求判决能够体现民众的意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而在法律职业发达的美国,法官对民意的问题上既强调限制又强调开放,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判决与民意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中国社会大变动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各种权利冲突此起彼伏,法学界也从不同视角热议其解决方略,科斯法律经济学方法逐渐崭露头角。不过,国内法学界往往将法律经济学的效率观,当作可以直接裁判具体法律争议的普适性原理原则,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甚至有悖常理的荒谬结论,既贬损了法律经济学的声誉,又阻碍了法律经济学本土化的进程。要想正本清源,关键在于反思冲突权利配置的效率观,尽可能避免借用权力强行配置冲突权利,更不可突破受损合法权利应当得到救济的法治底线,而在救济方式救济程度上可以进行利益衡量,重构科斯法律经济学本土化的路径,将其作为促进权利有效配置的便捷工具,而非推行弱肉强食逻辑的借口。

自19世纪以来,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问题成为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概念法学的理论追求是将法官视为“涵摄机器”;自由法学理论则强调法官具有造法的权力,将法官视为“法官王”;纯粹法学理论提出了“可能框架”模式,法律规范只是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一个可能的框架范围。评价法学理论将“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转变为“法官受价值约束”的“价值导向”模式;在20世纪末,法律论证理论提出了一种“理性商谈”模式,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听众在修辞关系中并非纯粹的被动接受者,而具有主动影响修辞效果的能力。在以法官为言谈者的审判修辞关系中,大众媒体是法官不得不考虑、同时又不受司法程序约束、而且能积极影响司法进程的听众。在修辞学意义上分析我国法院与媒体之间关系交恶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卡尔·施米特认为议会制的真正危机来源于大众民主的发展,其实质是自由个人主义与民主同质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要拯救议会制危机,就必须以同一性和同质性来解释民主,并将代表原则追溯到天主教神学,从而在自由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布尔什维克及无政府—工团主义专政之间,在魏玛宪法框架内,以天主教的代表观念重构代议制的思想基础,以一元的总统制取代多元的议会制,表现为总统动用《魏玛宪法》第48条的授权实行“委任独裁”。但这一努力稍稍往前再走一步,就成了纳粹党“主权独裁”的理论资源,吊诡的是,这恰恰是施米特曾经非常警惕的《魏玛宪法》的敌人之一。

司法体制改革存在着各种利益纠葛,改革进程有推进不畅乃至搁浅的风险。进行改革要注重改革中的利益分析,照顾到合理的利益需求,充分评估改革的各种阻力,并寻找排除阻力和化解矛盾的最佳方案。改革者需要辩明方向,有勇气有魄力去推行正确的改革措施,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并使这一目标不被眼前利益纠葛所破坏。重新反思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团队式司法的制度设计,并且将注意力转至人员分类管理和员额制度改革上,改革司法官选任制度,改良司法考试方式,强化司法官任职前的训练,提高其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突出司法人员的司法属性并提升社会对司法人员的尊重度,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按照现代法制原则建立现代司法体制。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现状观察:成就与挑战

所有的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征。建立在可反驳性规范基础上的法律知识体现出三种特性可衡量性、跳跃性和可转变性。三种特性表明法律知识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不确定基础上的,以这样的规范为前提所进行的三段论推理,只能获得逻辑上的有效性,无法保证内容上的正确性。为满足法律知识正确性要求,论证理由必然涵盖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甚至伦理规范,它们形成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为法律决定提供实质性理由支持。

什么是有效的法律规范?法唯实论坚持符合论的立场,主张某一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在于"该规范为它所处的职业共同体接受为有效的法律规范"这一事实。但是,规范命题具有无法单纯使用"真/假"标准予以判断的属性,法唯实论的立场忽略了人们在接受法律规范时价值因素的影响,因此,法律领域中,规范命题应当以"有效/无效"之标准予以判断,这一判断过程应当在融贯论的立场上予以讨论。对于融贯论在法律领域的作用,学者们观点各异,细致梳理他们的立场,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融贯论在法律领域、尤其是法律论证框架下的作用。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教授在《政治宪政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政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教授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教授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教授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政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政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当前,中国存在着规制机构在面对风险时缺乏回应的普遍现象。与西方国家因为技术变迁而导致的规制变革以及对规制机构的统制不同,对我国规制失范现象的审视不能仅局限于规制技术的解构与架构,而应该从权力委托的路径发掘问题。我国宪法设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初涵义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规制机构缺乏回应民众规制需求的动力去履行规制职责。通过代议、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对规制机构的统制特点分析可知,在中国情境下只有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才能放大公民的规制需求,增强规制机构面对时的回应性。因此应发挥原初宪法涵义下代议机关的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作用,建构一种自下而上、注重基层化治理的规制权力统制路径。

证明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论证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在法律论证理论领域,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本文分述了两种思维方式在法律论证理论中的作用,在考察逻辑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一些混淆两种思维方式的误见进行检讨,指出证明和论证思维都有其重要性,法律论证领域以论证为主要思维方式。

法治和民主总是联为一体的,就如专制与人治不可分割一样。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更好地实现"民治"。依法治国,即是变人治为法治,必须重在管权、重在治官。实行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执政党建设。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的执政方式要适时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过程,即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

[论文]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解读 2014-12-03

法治的基本标志是宪法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且这一法律体系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的背景下,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进行改革,改革举措必须符合宪法法律。

[论文] 麦考密克论融贯 2014-12-03

<spanstyle="line-height:1.5;">麦考密克对规范性融贯和描述性融贯的区分,启示我们在司法裁判或证立过程中不但要重视规范要素的融贯、而且要重视事实要素的融贯,规范性融贯与描述性融贯密不可分,法律方法领域不应忽视对证据融贯性要求的研究。努力在法律体系内确保价值融贯的原则论证方式,不仅是对司法证立的一种形式要求,而且含有正当性要求,它把司法行为限制在合法范围内,在约束法官判决主观因素的同时,增加了司法行为的机动性。</span>

考察中国传统司法活动特质、民主革命时期司法活动特质、西方司法活动特质,今日之中国司法仍然徘徊在情理与国法之间,面临着司法的六重困局,力求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以寻求脱困之思路。在三元结构下,进一步追问谁之民意,调和非理性民意,如网络暴民民意、操纵民意、偏执民意以及变调民意(仇官、仇富、侠客等),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达到沟通民意与司法的效果。通过司法中民意表达的认知机制、方法和路径选择,达成国家司法话语权和民间司法话语权的交涉和沟通,实现由舆论法庭走向制度化表达。

在无法定及约定且无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的除斥期间适用或者类推适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违约责任已经罹于时效的情况下使解除权消灭或不得行使的思路也值得考虑。约定的除斥期间过长时,法官可以根据个案情形和公平正义予以限制,未来的立法应对此作出规定。尽管解除权为形成权,解除的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处即发生解除的效果,不因对方当事人的异议而改变,但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1款关于解除异议的规定仍然具有价值,不宜全面否定,不过需要解释。

[论文] 司法诚信建设论纲 2014-12-03

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强司法诚信建设,不仅是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已成为当今的一个时代主题"司法诚信是维护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引领社会诚信的最佳示范,司法诚信建设是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最有力突破口。加强司法诚信建设,要以法官诚信司法为前提,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诚信诉讼为核心,以执行诚信建设为着力点。

在众多关于“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讨论中,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作为亲属作证制度的“元叙事”及其后的流变状况,尤其是该流变可予今天的启示等,无疑可为该制度的研究疏通新的进路。通过自清末至民国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立法的梳理,可以明了该制度依存的理论由传统向现代渐进变革的轨迹,以及制度系统自身的新旧犀杂,即趋新的制度与固有的理念之间的交缠。而深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现,亲属作证制度的演变不仅关涉权利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且,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乃至植基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相关理念的嬗变,都是促成权利理论及观念渐次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

[内容摘要]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是其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魏玛德国国家法理论流派中极具挑战性的一支。施米特理论具有明确的魏玛宪制处境,基于对魏玛代议制之思想基础、制度安排与实践表现的全面批判,重申了民主的同质性原理,弱化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程序属性,为其政治决断论、绝对宪法论和领袖护宪论的连贯性理论建构提供了历史和思想前提。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以其独特的政治概念和宪法概念为逻辑支点,以非常政治为情境预设,以政治同质性和单一领袖人格为理想目标,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具有浓厚的政治神学背景,缺乏可资借鉴的“转型原理”,但在政治宪法核心概念与分析体系上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启示。

法律实践即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而建立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规范性活动,在内容上可分为法律的思想实践、法律的规范实践和法律的应用实践三种类型。作为法律实践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并通过法律实践理性、法律实践智慧和法律实践观念的中介、载体和桥梁作用应用于法律实践之中,而人类理想法律生活的观念构思乃是法律实践思维和法律实践思维方式的内在使命。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它对法律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法律与社会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完善法律治理措施,才能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

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以法教义学为对照

论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下)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法律修辞如何在司法中发挥作用?

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

[论文] 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 2014-12-03

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

现代社会,民意具有多元化特征。具有强大社会控制能力的大众传媒所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和培养分析功能,既可能为多元民意的表达提供更为有效的途径,也可能限制多元民意的正确表达,致使民意表达失真。由于自出生时就具有的权力依附特性,中国传媒独立性较弱、同质化严重、社会公信力下降,这进一步降低了民意表达的真实性。传媒控制下的多元民意在表达过程中的失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法裁判对民意考量的正当性。司法过程必须坚持民意多元的立场,合理考量不同民意对司法公正的多元化需求,才能使司法裁判真正回应真实的民意需求。

[论文] 融贯性论证的整体性面向 2014-12-03

法律论证的正确性宣称,一方面要求一个正确的司法决定应当能够根据有效法逻辑地推导出来,另一方面要求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合理或公平的。前者需满足逻辑一致性的要求,表现为演绎式的线性证立方式;后者需满足融贯性的要求,表现为各个理由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坚持融贯性标准的法律论证,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博客等自媒体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司法活动。面对自媒体给司法系统带来的挑战,英美国家纷纷通过立法或司法实践建立起相应的自媒体直播庭审规则。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首次提及我国自媒体传播庭审的有关规则,标志着中国自媒体直播庭审规则的初步形成。该规则的形成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因其自身的不完善而饱受质疑。建立完善的中国自媒体直播庭审规则是司法公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