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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2015-04-07

  【摘 要】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影响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热点问题。本文就是依据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且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找到了两种之间的内在联系。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和建议。强调应该客观的看待人口红利消失过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保障经济的稳步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实证分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性障碍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Sarah Cook. Structural 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Pathway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6,24(s1):5l-52.
  [2]Sanchez,Eugenio Camus-Fernando,2005. AFP: A Three-letter Revolution,Edited by Juan Ariztia (Santiago:CIEDESS).
  [3]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9(6).
  [4]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2011(13).
  [5]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9).
  [6]石海峰.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J].琼州学院学报,2012(19).
  [7]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
  [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10]侯东民.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人口研究,2011(03).
  [11]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03).
  作者简介:代双(1986-),男,安徽寿县人,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数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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