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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的人文精神


2015-06-16

  摘要:胡适是一个在历史变迁中主张自由、民主和科学等新价值的旗手,由他首倡的“文学革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新纪元。由于意识形态的遮蔽,后来的人们在论及胡适及其思想时总是褒贬不一。然而,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胡适思想遗产中投射出的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辉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因素而褪色隐没。如今,我们开始一点一点重拾胡适思想,尤其是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胡适;人文精神;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言论自由;容忍;科学;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211-02
  一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大师,人文精神在其政治伦理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个体价值和尊严,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和封建牢笼中解放出来。它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追求现世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接受了西方人文思想的洗礼。人文精神对人的深切的关怀;人文精神内在的自由平等精神塑造了他的自由与宽容,他的独立人格,他的平等博爱,他的理性精神。由胡适首倡的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着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深沉呼吁。这场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政治、思想上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巨大潮流,特别是其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对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形成了国民根深蒂固的奴性性格。1917年,当胡适从大洋彼岸回到阔别7年之久的故土时,东西方世界强烈的文明反差让他感到“真可以放声大哭”1。虽然在起程归国之时胡适曾告诉自己“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2,但是当目睹“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3的时候,胡适还是无比失望。当时的中国,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触动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其中深深震撼他的是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人的价值被抹灭,人的个性的被禁锢,人的尊严被践踏。于是,自归国之初,胡适一直以其犀利的笔锋鞭挞这个“把人做牛马看待”,使“人命不值钱”“到了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几千年来这种违背人性的制度让人“只有顺逆,没有是非”,也丝毫没有“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这种畸形的社会所造就的“骄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
  现实的黑暗让胡适认识到,只有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才是解救国家民族和国民的途径,而杂志和报刊则可以提供一个宣扬积极思想的平台。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二卷五期)发表了自他提倡白话文后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事主张。继而又提出了“今日文学应该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口号,冲决了旧文学数千年的堤防。其实,早在留美时期,胡适就已同一帮留学生开始讨论白话文问题了。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阐述文学革命的文章,那时胡适虽然还身在美国,但他的“文学革命”思想已经出发了。在胡适看来,盛行了几千年的古文,是一种“上层的文学”,“大部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而我们应该使语言从少数人的垄断下解放出来,将文学变成“老百姓的文学”、“活的文学,白话写的文学,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文学”4。他更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为白话新文学拓荒开路。1920年3月,他以“白话 ”为标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添加了不朽的一页。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文学形式和文学传播方式的革新,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让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走出了千百年来古人僵化的意识形态牢笼,使人们的思想从孔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对旧道德旧传统提出质疑否定直至批判,更新了“千百年不易改变的”思想习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的:“至今中国文人可以下笔万言,洋洋洒洒用白话写文章,都应拜胡适之赐。”
  二
  探究胡适的人文精神,不能不提到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的西方人文教育以及他所师从的杜威先生的平民主义的思想直接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因此胡适对“自由”的理解是西化的。胡适自由思想的核心首先是个人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涉及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有关人性的理论。这种价值体系突出三个内涵:一、以人为中心的并且由人来体验所有的价值观;二、个人是目的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只是个人目的的手段,而不能是目的;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被当做其他人谋福利的手段。这既是个人主义的三个主要的原则,而且也是西方近代以来社会思想的精华。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通过介绍易卜生的著名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向中国的读者宣扬人文精神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胡适明晰的阐发了易卜生的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在文中这样写道:“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失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赏,逆我者罚”,所以“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驱逐”。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能担责任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5,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也只有这样,才能像《玩偶之家》里的娜拉那样对生活作出符合人性的选择,才能像《国民公敌》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成为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如果说晚清的仁人志士们发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的“国家”观念,那么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则发现了西方的“个人”价值。对扭曲人性,禁锢思想的封建社会观念的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不但最具代表性,而且最具战斗性和号召力,形成了个人解放的时代潮流,不但严重地破坏旧文化,而且毁灭性地摧残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教制度。
  贯穿着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颇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对民主政治的执著和追求。在胡适看来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最要紧的就是言论自由”,每个公民都“应该把言论自由看做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地努力争取;随时随地地努力维持”。他“深信言论出版的自由、思想信仰的自由是社会政治改革、学术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回溯胡适的一生,都在为言论自由著文、演说,其言论自由思想更是自成体系,主要涉及个性发展、人权保障、民主宪政三个不同的领域。首先,胡适清楚意识到只有能容忍自由言论的社会才能够促进个性的发展,塑造自由独立的人格,铸成“健全的个人”,而也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所以应该不以“思想言论”入罪,让青年自由探索。其次,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而要保障人权就必须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公民争取人权也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应建立能够“批评政治”的自由,使“负责任”的言论不受非法干涉。第三,言论自由与民主宪政息息相关: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应有的义务;言论自由亦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胡适在谈到言论自由时,常常提及“宽容”、“容忍”,他认为“容忍”是言论自由的根本,认为“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⑥,他信奉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在1929到1930年间,胡适通过《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走那条路》等文章以及一系列公开演说倡导言论自由、人权、宪政等自由主义思想。针对在国民党统治下“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的现实,冒天下之大不韪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为胡适主张政治上的容忍就是要能够包容有不同政见的反对党。在离开大陆后,他仍然积极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局面,并通过与雷震共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大量发表政论,规劝当局应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应该积极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⑦。在胡适晚年时期,还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文中有不少言论都让后人称道,尤其是那句“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更是被几代人所青睐。殷海光先生甚至将此文誉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胡适一辈子重视民主自由,追求人权,认定民主制度是一个国家必须选择的方向。他将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寄希望于国民党,希望能将国家引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实现宪政治国的理想,何奈作为一个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在政见上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最终导致他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80年代,台湾终于实现了高层的民主选举制度,这一结果固然与国民党的反思和改革有关,但与胡适多年的宣传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为争取民主与自由所做的不懈努力,他博大胸襟中所绽放的人文情怀,将自由与民主的种子播撒在了台湾,从而让台湾成了两岸三地不一样的风景线。

  三
  胡适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力宣扬“科学”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因此,在研究胡适的人文精神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他所倡导的“科学的人生观”。
  依据胡适的视角,任何社会的改良与进步都取决于作为社会主体与载体的人,因此,中西民族采用不同的人生观便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滞后而缺乏现代自然“科学”的常识,而且常常与现代“科学”的基本规则背道而驰。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中,重伦理轻科学,扬儒术抑技术的特征使整个社会的教育充满着封建人文的气息,与民众实际生活严重脱离,“明人伦”是其最高目标,“空疏无用”是其最大特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中国人信奉“顺天宁人”的人生观,“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⑧,却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人生观。因而其价值定位于“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而西方人对世界则用实验主义的“科学的理智化”,于是其行为表现为“不安分”、“不安贫”、“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这构成了中西文化“知足”与“不知足”的根本差异。“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故物质贫困;自安于愚昧,故科技停滞;自安于命运,故制度不进。而“不知足”的西方人则不断实验而与时俱进,物质上产生了工业文明,理智上产生了科学世界,制度上产生了民主政治。据此,胡适认定,中国必须采借西方的“科学”,重构人生观,才能对民族现代化发挥人的“实用”功能。
  胡适毕生致力于科学的推广,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启蒙学者,其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启蒙精神。他的怀疑精神,他的创新精神,他的求实精神对于弘扬科学,扫除愚昧迷信,输入学理,再造文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3]胡适:《信心与反省》,1917年《新青年》四卷一号
  [4]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作品集》,第24册,第182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
  [5]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经典文存》,第122页,洪治纲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
  [6]胡适:《致李书华、李宗侗(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页
  [7]《雷震回忆录》第62页-65页,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12月版
  [8]《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第164页,中华书局二��一年二月年四月第一版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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