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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神损害赔偿


2014-04-24

内容 提要:  多年来,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一个争论较多的话题,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学术界、司法界,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印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 问题 的解答》首次起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一词,从而结束了我国司法 理论 界“该不该赔”的争论,转而引发了如何赔、赔多少的讨论,尽管于法有据,但由于立法过于原则,审判实践中对精神损害的范围、标准和赔偿数额的确定存在理解不一致,适用 法律 不统的一现象, 影响 了司法的权威。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面加强了对精神损害的司法保护,本文结合该司法解释以及个人的司法实践试图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精神损害的主任、客体,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及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加以阐述,以证明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以及相关法律依据。

关键词:  精神损害   赔偿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该到精神损害赔偿,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精神损害的概念。精神损害这一术语,仅有少数国家在立法上使用,如《菲律宾民法》第2217条规定“精神损害包括身体遭受痛苦,精神受到恐吓,极度焦急,诋毁名誉,伤害感情,精神刺激, 社会 的贬仰以及类似的损害。”1996年3月1日实行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51条第1款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其中第2款规定:“如果公民因精神损害(身体的或精神的痛苦),以及在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况下,法院可以责成侵权人用金钱赔偿上述损害。” 目前 ,在法律上对精神损害予以定义上的国家仅见1978年前南斯拉夫债务法。该法第155条将精神损害概括性定义上为“对于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惧的损害。”[1]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没有使用精神损害的术语,也未给精神损害予以明确的定义,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对四种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作规定时仅使用了“损失”一词。不过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印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则明确使用了精神损害这一术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大的进步,但究竟什么是精神损害却没有明确,而学术界给精神损害下的定义也非常多,归纳起来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1、精神损害从狭义说。该说认为“非财产上之损害与再产之减少无关或应增加而未增加无关;非财产上之损害即为生理上或心理上痛苦;2精神损害广义上说。该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的公民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痛苦主要指公民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等,导致公民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焦虑、不安、悲伤、抑郁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指公民、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造成损害。[3]本文认为,所谓精神损害,应属非财产损害的一种,是指民事主体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非财产损害”相对于财产上损害而言,是指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或者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损害,其损害本身不能用金钱加以 计算 。“非财产损害”也分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说认为在此意义上,凡属“财产损害”以外的其他一切形态的损害,包括生是、心理以及超出生理、心理范围的抽象精神利益损害,都是“非财产上损害”,不以民事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形态的存在和精神感受力为前提。因此无论 自然 人、法人,其民事权益遭受侵害时都会发生“非财产的损害”。狭义的观念认为,“非财产上损害”作为具体的损害结果,首先是指精神痛苦、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缺乏生趣等均为其表现形态;其次还包括肉体痛苦。名誉遭受侵害者,被害人多仅发生精神上之痛苦,但身体被侵害者,依其情形,亦会产生肉体之痛苦,精神与肉体,均系不具有财产上价值,其所受之痛苦,应同属非财产上损害。由于精神和肉体,是自然人人格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然人享有人格权益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因此狭义说将“非财产上损害”限于自然人人格权益遭受侵害导致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的情形,并依社会一般观念称之为“精神损害”。
本文认为,从概念本身的逻辑含义上来看,“非财产上损害”应从广义加以理解,其表现形态有两个方面:1、生理、心理的可感受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具体形态的精神损害,包括积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意义上的精神损害即自然人的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如因身体遭受侵害成为植物人、脑瘫病人,因侵权行为使精神遭受刺激,成为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等。2、不以生理、心理的可感受性为前提的抽象形态的精神损害,如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誉贬损等,即抽象意义的精神利益损害。但从损害赔偿的价值理念出发,对“非雕塑上损害”的金钱赔偿,即通常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和判例通常采取狭义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从限定主义的立场出发,采取狭义说,在精神损害的主体范围上以自然人为限,但在“精神损害”概念的外延上则修正了传统的狭义说,认定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与心理丧失。[4]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及客体范围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限定为自然人,客体范围限制在以自然人的人格权益为核心的相关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笔者非常赞同上述腐朽 、客体范围的确定,本文认为其将主体范围限定为自然人,理由有1、民法对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不能恢复原状或者恢复原状有明显困难时,考虑以金钱赔偿填补损害。就自然人而言,其“非财产上损害”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以及消极意义上的知觉丧失和心神丧失,对前者可采取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弥补损害,在采取这些方式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受损害的情况下,则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抚慰受害人,以填补损害;对消极意义的精神损害,依其情形只能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无适用赔礼道歉等救济方式之余地。就法人而言,其“非财产上损害”既不表现为有形和无形的财产损失,也不表南为可以感受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作为纯粹的抽象精神利益禹害在损害赔偿的利益衡量范围内,不具有斟酌价值,即不能主张以金钱赔偿;但不妨碍受害人就其非财产上损害,向侵权人主张其他形式的责任承担,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这也符合民法救济以“填补损害”为其基本功能的价值理念。2、对“非财产上损害”给予金钱赔偿,在填补损害的功能以外,还具有对加害行为的惩罚功能,对当事人利益的调整功能等,已经超出了民法救济以实现“平均的正义”为目标的价值功能。由此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在立法上具有限定主义的特征。《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规定:“损害为非物质上的损害时,仅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始得要求以金钱赔偿损害。”《德国民法典》第847条将赔偿范围限定在因身体、健康和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情形,即限定在主体为自然人,客体为明确列举的几项具体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形。《瑞士民法典》第28条也规定。自然人人格权受到侵害,仅以法律就其事项有特别规定时,始得请求给付慰抚金。我国 台湾 地区民法曲第18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暑 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人之虞时,得请求防止之。前项情形,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得请求损害赔偿或慰抚金。”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第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权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前二项规定于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子、女及配偶之身份法益而情节重大者,准用之”。参照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例所确立的观点:“公司系依法组织之法人,其名誉遭受侵害,无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报道歉已足回复其名誉,自无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顶规定请求精神慰藉之余地,”[5]可见台湾地区立法也采取和德国及瑞士同样的立场。3、限定主义立法将“非财产上损害”的赔偿范围在主体上限于自然人,在客体上限于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体现了 现代 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人格尊严及人格价值的保护,在现代个人自觉意识浓厚、工艺技术进步、大众传播发达的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精神损害赔偿限于自然人的人格和身份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体现了在个人人格普遍受到重视和尊重的 时代 ,从民法的角度对时代思潮所作出的回应。把包含有“人权”内涵的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与主要是作为商法上具有商业标识和商誉性质的法人等社会组织的人格权利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衡之事理,诚非适当;后者实质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从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看, 企业 法人人格所受损害本质上是财产上的损害,如其商业信誉丧失本质上即表现为现有财产的减少和可利益的丧失。相应地,其损害赔偿救济也只能是财产损害赔偿中的所受损失和所失利益的赔偿;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法人虽与营利性的企业法人有所不同,但在不具备精神感受力方面并无本质区别。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国通常是将法人人格权纳入对无形财产权的保护范畴或由竞争法间接予以调整,立法上虽然承认其“非财产损害”的救济,但并不认可其具有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6月15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第二款,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赔偿损失”明确区分为“ 经济 损失”和“精神损害”,并确认只有公民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区分所体现的司法价值取向,符合当今世界和社会一般的主流价值取向,具有妥当性。[6]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是审判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从立法政策的角度来看,大陆法系各国对此有两种立法模式:其一是限定主义的立法,明确规定“非财产上损害”以法律规定者为限,可以请求金钱赔偿,前述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847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条第195条第1款,意大利民法典第2059条以及瑞士民法典第28条等均有类似规定。其二是非限定主义的立法,即在立法上对财产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不作区分,或虽作区分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作特别的限制性规定,而是一般规定因过错致人损害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法国、日本采取这种立法模式(见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第1383条,日本民法典第710条)。如果作文义解释,就意味着无论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受到侵害,凡能证明因此种侵害遭受非财产上损害的,都可以请求赔偿其损害。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权益遭受侵害,无论其为财产权或非财产权,依其情形,可发生财产上损害非财产上损害。……侵害财产权(例如传家名画)者,依其情形,亦得发生非财产上损害(被害人精神痛苦);侵害非财产权(例如名誉)者,依其情形,亦得发生财产上损害(收入减少)”。但前已述及,由于精神损害与自然人人格遭受侵害的不利状态具有较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加之从损害赔偿的价值理念及维护人格尊严的立法价值取向出发,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事法律,一般都将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限定在自然人的人身权益直接遭受侵害的情形,对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发生的精神损害,原则上不得主张损害赔偿救济。即使采取非限定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其判例和学说也主张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加以限制。因为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发生的精神损害,属于间接损害,民法理论一般认为间接损害的发生,其后果往往难以预料,其范围通常也难以确定,如果一律给予赔偿,将会漫无边际。立法和判例上限制赔偿,一方面在防止过分加重当事人一方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了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对个人人权的普遍尊重和维护。非限定主义立法外延过宽,容易造成滥诉,并且会从根本上动摇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为我国立法所不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根据民法通则等有关民事立法的原则规定,从维护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基本价值目标出发,也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限制在以自然人的人格权益为核心的相关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7]
三、我国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
法律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目的在于加强对民事主体人格权的保护,这已为世界各国判例学说所公认。由于我国民法所规定的人身权只有人格权一种,因此,确定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我国民法之人格权的范围。
宪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也是我国民法关于人格权制度立法的根据和遵循的原则。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 方法 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7条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35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第36条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40条规定了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从以上宪法条文的规定来看,公民的人格尊严、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人格)权利。同时宪法也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因为通信秘密系为公民的一种隐私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第102条规定,公民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的荣誉称号;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它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我国于1992年通过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39条规定,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传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及《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第9条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言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根据以上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等司法解释,可以确认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加以保护的人格权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格尊严、自由、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隐私权及婚姻自主权。以下从上述几项权利加以阐述。
生命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一项最重要的人格权。受害人的生命遭受侵害时,即失去了民事权利能力,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无由成立。侵害生命、健康之侵权人除应承担其它民事责任外还必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不得以其他民事责任的方式来取代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
身体权是独立于生命权、健康权之外的一种人格权。人之身体不同于尸体(包括遗骨、骨灰),尸体在性质上是负载着死者亲属人格利益的特殊的物。侵害尸体将使死者近亲属蒙受感情创伤、精神痛苦,甚至造成死者近亲属人格贬损,法律保护尸体的本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尸体作为特殊之物,不能作为所有权的客体,也不能当成遗产而由死者之继承人继承,死者近亲属在法律上仅具有“管理”或“处分”死者尸体的资格。我们主张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包括骨灰)或有其他侵害遗体、遗骨的行为,使死者近亲属蒙受心理创伤、精神痛苦或者人格贬损的,应视为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人格权益,死者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同时我们主张我国在今后的立法或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司法解释时,应借鉴德国法院的经验,将人之身体作扩大解释,自然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及组成部分的支配权在一定条件下应延长存在于身体分离后可再行结合的身体部分。

法律 上的健康概念不同于 医学上的健康概念。法律上的健康是健康权的客体,仅指生理上的健康,不包括 心理上的健康,因为人们无法用客观的标准判断 自然 人的心理是否健康从而确定其身体是否健康。我们判断受害人健康是否受到了侵害,一般情况下不能以基与其他民事主体的生理机能相比较来加以判断,而应该以其健康受到侵害后的生理机能的变化作为判断的依据。自然人的劳动力的减少或丧失是其健康遭受侵害后造成的一种严重后果,同时也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重要依据,而劳动能力本身不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人格尊严是抽象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是公民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 社会 地位并且应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侵害公民的人格西半球严有时也会侵害其名誉权,但人格尊严不同于名誉权,名誉权是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护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一种人格权。
自由权也是抽象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除公民的行为自由外还包括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及通信(应广义解释为通讯自由)等公民精神上的自由。侵害公民的行动自由,不以受害人知悉为必要,只要加害人有侵害他人人身自由的事实,加害人即应负侵权行为之责。
婚姻自主权本属于公民自由之一种,立法者将其与其他自由如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等相分离,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权。
姓名权也是公民重要的一项人格权,干涉、盗用、冒用及不正当使用他人姓名均可能侵害他人姓名权。
肖像权是自然人对于自己的肖像享有利益并排斥他人侵害的一项人格权。肖像权所保护的客体是人之肖像所包含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但主要是人格利益。将营利目的作为侵害肖像权的责任构成要件,势必本末倒置,既与《民法通则》保护公民人格权的立法意旨相悖,同时也使许多肖像权遭受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死者的肖像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死者的消像不仅本身具有财产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负载着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因此使用死者肖像,需征得其亲属的同意。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休、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与名誉权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为名誉权所包容。侵害名誉权将降低受害人的社会评价,而隐私权受侵害与社会评价无关;“真实性”可以作为侵害名誉的免责事由,而隐私权受侵害正是受害人真实的 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被侵害,受害人才寻求法律的救济;名誉权不仅为公民所享有,法人亦享有名誉权,而隐私权只能为公民享有,法人不得成为隐私权的主体。
我国民法通则未将人格尊严、自由权及隐私权单独地立法加以保护,在“民事责任”一章中也没有保护婚姻自主权的具体规定,同时民法通则将本质上不属于民事权利的荣誉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进行保护,这一切不能说是立法者的失误。我们主张今后制定民法典时不应将荣誉权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事权利的形式加以宣示和保护,同时应明确规定,侵害公民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格尊严、自由权、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婚姻自主权者,受害人均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8]
四、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是审判 实践中经常遇到的 问题 。由于缺少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依据,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判出的数额相差悬殊。
不同国家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固定赔偿、标准赔偿和限额赔偿的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中采用的较为普遍。而英美法系多由法官自由裁量。 中国 一些法官提出,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制定出一个确定的、操作性较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标准。考虑到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类型多种多样,每一个案件的具体侵权状况和引起的后果各不相同,采取列举的方式并不能穷尽所有的侵权行为,且各侵权行为发生地的 经济 情况和当事人的收入水平也不尽一致,很难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仍采取的是由法官根据确定的因素进行裁量的办法,但这种裁量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尽可能降低裁量的主观性的任意性。
赔偿损失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精神损害赔偿本质上与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要件并无不同。最高院解释之所以要求法官在确定精神赔偿安息额时首先考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是因为过错责任原则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确定为侵权行为的一般归责原则。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自然应遵循这一归责原则。所谓主观过错,是关于侵权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的描述。过错一般可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将要产生的后果,希望这种后果发生或者任这种后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过失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虽然预见了但轻信可以避免的主观心理状态。换句话说,过失是 行为人对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的疏忽或懈怠,是对法定注意义务的违反。因此,致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过错程序是否严重,是故意还是过失,应该成为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要求。将这一原则 应用 到审判实践中,就是要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做到:1、侵权人没有过错的,只有在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判决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2、在侵权后果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故意侵权致人损害的当中人较之过失侵权致人精神损害的当事人责任要重,支付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相对要多一些;3、对于过失致人精神损害的当事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相比较,前者支付的精神赔偿金数额要高一些。
侵权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和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需要结合起来考虑的问题。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本质上不可用金钱计量,金钱也并不能像填补物质损害一样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起到填平损害的作用。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主要是基于对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侵权行为的可归责性及道德上的可谴责性作出的主观评价。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兼具抚慰、惩罚和调整功能。精神损害的性质决定,损害后果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单纯考虑某一种因素所得出的结果并不 科学 。例如:精神损害后果的严重与否,与受害人的主观状态,特别是其心理承受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同样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不同的当事人身上,可引起不同的后果。例如,同样受到侮辱,有的人可能感到无法容忍而自杀或精神分裂,别一个人则可能只是感到愤怒。因此,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还要结合侵害人的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侵权情节加以考虑。一般说来,审判实践中结合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侵权人的侵害手段、侵权场合、行为方式考虑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时应注意:1、从损害后果上看,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死亡、精神失常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较造成受害人一般精神痛苦的,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要看;2、从侵权行为的道德可遣责性看,在公众场合,公然侮辱、诽谤他人,采取恶劣手段侮辱妇女,造成重大 影响 的,较一般后果、影响不大的侵权行为,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要重,也就是说,从侵害手段、场合 、行为方式看,侵权行为的道德可遣责性越大,侵权人所应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就相应地应该加重。
是否应当将侵权人承担经济责任的能力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考虑,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将侵权人的经济承担能力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依据,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实施同样侵权行为的人,有钱的就多赔,无钱的就少赔;对于受害者来说,受到有钱的行为人侵害,就可以多获赔偿,受到没有钱的行为人的侵害,就要少得赔偿或得不到赔偿,这种做法直接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民法的一项基本功能就是平衡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其中的公平责任原则就是在特定情况下,授权法官基于公平的考虑,斟酌侵权人与受害人双方的经济情况,判令侵权人赔偿受害人一部或全部损失的一项法律规定,目的是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失去的利益平衡得到恢复。精神损害赔偿有着许多不同于财产损害的特点,一是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其中本身无法以金钱数额的多少进行计量,因此,不能单纯以给付数量的多少体现判决是否公平;二是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上看,受害人是否从精神上得到满足,往往也不是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绝对数额决定的,只要能够给侵权人以惩罚,就能够起到安抚受害人的作用。如果受害人看到侵权人因为他的侵权行为而承担的责任对于其经济状况来说已经属于一种惩罚,常常能够感到一种安慰从而接受这样的裁决。相反,如果法院判决加害人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远远超过其支付能力而使受害人得不到实际的赔偿,则不利于起到安抚受害人的作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另一个功能是调整作用。目的是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如果法官在作出裁决时不考虑侵权人的责任承担能力,使判决的结果在当事人之间造成新的重大的利益失衡。会使判决的执行变为不可能,从而使人民法院裁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受损。[9]
处理侵权赔偿纠纷案一般要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但侵权行为又可以分为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行为结果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害人可以选择在侵权行为发生地或侵权行为结果地提起民事诉讼。又由于侵权人和受害人可能分属两个不同和国家或地区,所以,受诉法院常常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就 参考 哪一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而发生分歧。由于精神损害赔偿不同于财产损害赔偿,不需要针对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的大小作出准备的裁决,本着诉讼经济的原则,为了免去法官在就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作出裁决时考察受害人或侵权人住所地平均生活水平的麻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法官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时可以只将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作为考虑因素。[10]
五、结语
自然人作为这个世界的目的,作为人类社会一切价值体系的基础,其精神世界当然是法律所应着力关注的对象,逐步加强对人的精神利益的保护,体现对人的人文关怀,是 现代 法律的 发展 趋势之一,精神损害赔偿从无到有,已反映了这一趋势。加强实现精神损害赔偿从当前社会发展来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宜于操作和实现的。


主要参考书目:
1、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2001年7月   人民法院出版社
2、胡平著《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研究 》   2003年6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  1999年    中国法制出版社
4、杨立新《人身权法论》   1996年    中国检查出版社
5、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   1989年    三民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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