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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三阶段下的劳工政治


2014-04-26

  在邓小平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去集体化并将之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听到了关于工人如何被剥夺在毛时代享有的社会权利和保护的多种叙述。劳累过度、收入微薄、无保障的中国工人形象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出售中国制造商品的西方品牌不得不通过大量的公关工作(有些是诚实的,有些则相反)说服消费者,这些产品是在人道的状态下制造的,不过这些努力并非总是奏效。与众多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故事相伴的,是过去三十年间越来越多的有关工人抵抗此类工作条件的报道。
  例如,富士康为全球北方市场制造了众多高科技的电子消费品,但其工厂却是在高度军事化的状态下运作的。自2010年以来,富士康的工人通过自杀和宿舍闹事的方式进行抵抗,这些行为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要理解富士康工厂中压迫与抵抗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评估此处和其他地方的工人斗争如何塑造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状态,我们需要将富士康的劳工政治置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之下。
  我们在富士康所看到的,典型地体现了李静君(Ching Kwan Lee,1998)基于1990年代在深圳的一家香港工厂进行的田野调查所提出的“专制工厂体制”概念。在这样的体制下,通过无数的监控和纪律约束,农村移民被转变为驯服的工人。这种体制在中国南部沿海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部门中最为常见。在这样的条件下运作的工厂始于1990年代,于2000年代中国经历出口导向的全面繁荣时达到了顶峰。当时,出口部门的工人以多种形式进行抵抗,在与这样的境遇作斗争时越来越富有战斗性。
  上述出口加工区的工人斗争绝不是后毛时代中国工人阶级行动力的唯一体现。2002年,下岗工人和退休者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抗议,他们的运动蔓延至东北数个集中了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老工业基地,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并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状态的代表。在抗议过程中,工人举着巨幅的毛泽东肖像和写有毛时代口号的旗帜,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抗议者痛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由国家支持的福利与工作保障的终止。早在1989年,城市工人就组织了自治的工人协会,支持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学生。这些协会成为了这场谴责腐败和1980年代末严重通货膨胀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恶化的民主运动的支柱。
  正如富士康的纪律与自杀分别代表着2000年代压迫与抵抗的长期趋势,2002年东北工人的抗议和1989年民主运动中工人的参与同样不是特例,而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中中国工人状况的体现。把这些中国劳工政治的案例放在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之下,我们能够理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工人抗议是如何与中国统治精英互动,从而塑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形态的,并能对最近的富士康及其他地方的工人抵抗运动浪潮将如何决定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转型作出评估。
  开始于1978年的所谓后毛时代,在2012年步入了第34个年头,时间已经超过了为期仅有29年的毛时代。在后毛时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这可以被区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一种劳工政治的特殊轮廓,并由前一阶段的劳工政治所塑造。
  在毛时代,通过快速重工业化,以及经由农村集体化和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剧烈地剥取农业剩余,共产党党国建立了广阔的国有企业网络(Selden 1993;Wen 2000)。农民被户口制度束缚在自己的村庄里,受到限制无法迁离自己的出生地,不过得益于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入,自1950年以来,他们的预期寿命和识字率有了大幅提高。毛的发展道路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直到1970年代中期,增长放缓,经济陷入停滞。留给中国的是大量的国有工业资产和农村地区丰富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剩余劳动力。这为市场化改革——后毛时代领导人于1970年代末启动市场化改革,作为克服经济停滞的方法——铺平了道路(Naughton 1995:55)。
  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于去集体化和恢复小农经济。贯穿1980年代,改革派领导人领导了“放权给下级(政府),允许下级获取更多利润”的进程,目的是创造出地方干部里的“市场化改革的官僚支持者”(Shirk 1993:334~335),反击更青睐指令性经济、在中央控制的重工业中有既得利益的保守派。不再能从中央政府获得补贴,又面对着赢利机会的诱惑,具有资源禀赋的各地方政府发明了不同的资本积累策略。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将农村产业(乡镇企业)集体化,这些企业依赖农村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来制造消费品。1980年代创建的临近香港和台湾的经济特区成为了依赖外来直接投资(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出口加工区。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基于免费医疗、教育、终身就业和国有企业及农村公社提供的其他基础社会服务的毛主义社会契约开始解体。在1980年代,农村出现的新的市场机会和城市由短缺经济到消费经济的转型带来的收入增长抵消了这一社会契约的解体。在改革的第一阶段,直到198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从中获益(Wang 2000:37~39)。得益于以家庭生产和兴旺的农村产业为基础的农村市场经济的复苏,农村生活水平尤其得到了大幅提升。政府偏向于乡镇企业的政策以及对农民有利的粮食征收政策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的状况。这令1980年代成为了罕见的农村平均收入增速高于城市、城乡差距缩小的时期(Lee and Selden 2007)。
  在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加速之后,市场化改革的社会政治学机制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城市改革的症结在于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自主的营利单位,将主要商品的固定的、中央制定的价格替换为浮动的市场价格。在新的营利压力下,许多国有企业开始扔掉工人的福利,用短期合同取代终身雇用。产业工人收入下降,工作失去保障,又遭遇了价格改革触发的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猖獗的腐败。改革开始于双轨制,双轨制导致汽油、水泥、钢铁和其他供不应求的材料等主要商品同时具有固定的计划价格和浮动的市场价格,令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能够以低廉的计划价格购入这些商品,进行囤积,然后以飞涨后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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