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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2015-04-07

  摘要: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人口转变;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10-04
  
  据统计,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 811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而2004年,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又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受到限制。中国真的失去“人口红利”了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后15年仍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关键是我们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使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换句话说,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正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经济起飞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阶段,这种积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个获得“红利”的“机会之窗”。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注:稳态增长是指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可参见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个百分点,据估算,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达1/3~1/2。
  同样,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扩张,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有研究显示,在1982―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或者说,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就使得中国在改革期间达到较高的储蓄率,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用每年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达最高44%。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增长。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体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减轻了社会的抚养负担,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红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中,有28%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是无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见,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由于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转变过程不同,人口红利的特点也就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同样的人口转变过程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从而过早地迎来了人口红利期。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反之亦然。因此,虽然我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却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模式。根据人口学原理,一般我们将人口抚养系数或人口负担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时期称为“人口之窗”或“人口红利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应始于1990年,结束于2030年,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将降到最低。也就是说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趋势,即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不断攀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到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达到最高。从这以后,该比重逐渐下降。直到2030年,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期结束。这也是大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有的主流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负担系数只代表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真正意义上的负担系数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例关系,而不是根据年龄划分。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之窗应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将关闭。但不管哪种观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它就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因此,如何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历史机遇,将人口红利继续转化为现实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对大多数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来说,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同步的。因而当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时,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产业结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强制生育政策提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远远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也就是说,我国是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没有相应变化的基础上,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而也就过早地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也就意味着中国即将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也就有可能丧失可持续性。所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导致了“未富先老”,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构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战。

  
  三、当前妨碍人口红利发挥效应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使得人口红利的兑现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约。
  (一)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1)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时宜的转变,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大批城镇职工下岗,失业现象日益严重。(2)仍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3)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机会不充足的条件下,这种就业压力便转化为失业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义狭窄的城镇失业率为例,1990年城镇失业率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为3.6%,2002年上升为4%,而2003年达历史新高4.3%,虽然4.3%这一数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着很高的失业水平,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的事实来看,当前的失业问题还是十分严峻的。另外,许多劳动年龄人口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下,可能就会因此丧失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势必会造成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需要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因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用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三)当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一般来说,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农民进城的成本包括迁移成本、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而放弃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现实是,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削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也是在免除农业税、给予种粮补贴(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的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优先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只为本地劳动力提供服务等。因此,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响到人口红利的兑现。
  
  四、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从分析中,我们知道,未来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与适宜的政策、体制以及是否充分就业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
  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比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原则的过程中,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到,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劳动者利益要适度地优先于资本的利益等等。通过充分就业的实现,将为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众所周知,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才能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沉淀。具体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根据岗位的需要,交由劳动力市场来选择;在待遇上,规范目前混乱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保护外来劳动力的合法经济权益等等。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这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注:世界银行(2004),《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备忘录。)
  (三)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从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从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在未来获取更多的人口红利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而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技能培训、文化培训、职业教育等等,从而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个人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四)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必然会引起未来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何进一步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从1997年起实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存在“空帐”问题和社会统筹基金不足,使得养老保险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实际积累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这就造成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根据国际经验,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有效率的税收体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机制为条件。目前,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而从第一条件看,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将难以为继。目前养老统筹的覆盖率也很低,2002年,离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84.1%,而城镇就业人员参加比例仅为44.9%。
  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就必须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就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而从时间的紧迫上说,现在就应该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还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每一种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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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Abstract:Economy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opulation problem is closely related.The reform open,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can not get away from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The population changes the special of the process,making the population bonus in China come early,also light go.How hold tight this brief history opportunity,how the huge effect of the excavation population bonus,thus develop the labor force resources advantage,raise the labor force to install the efficiency,this not only is the important means that China acquires the economy to keep on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but also is an urgent matter of the moment that greets the advanced age to turn the social arrival.Carry out the full employment of labor force,remove the obstacle that the city country flow,raise the labor force character,choose can keep on of retire to enjoy life and guarantee should mode become promoting the population bonus cash of important path.
  Key words:population bonus;economy growth;population transit;old convert
   [责任编辑 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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